我读《中华复兴方略》

作者:散客

关注中华复兴网有半年了,知原先生的《中华复兴方略》有幸拜读多遍。对这本书,我是十分欣赏的。以前看的时候零零碎碎的写了一些读后感,适逢国庆节休假,我把自己写的一点东西做了一些整理,以飨读者以及知原先生。

说句实话,刚开始对《中华复兴方略》我并不是很欣赏,对书评中把知原称作思想家不屑一顾。但在系统地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知原的理论体系虽然在理论的严密性和现实的论证性有些许不完善,但丝毫不防碍他成为思想家。读这本书的过程,是我与知原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交流。我本人感到十分荣幸,希望思想的火花能够走出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这也是知原先生写书的最重要一个愿望。这本书在中华复兴的前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不少方面对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该往何处走有指导意义。

与知原先生相似,我写东西一样很少讲究章法,属于民间派。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在思想的层次上进行,需要坦诚相对,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所谓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重要的一点是要抓住问题。 依照书的脉路,我寻找了几个问题谈谈这本书的贡献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以供参考和交流。

一、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融合:

知原点破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本质:中西哲学的融合。一般来讲,文化有三个层次:技术(艺术)、制度、思想。当今中西技术上的交流是如荼如火,技术没有国界成了现代公民的共识。制度上的交流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羞答答的;思想上的交流几乎没有。知原从大一统的原则出发,阐述了中国哲人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思考。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大一统的思想已经萌发,儒家、道家、法家等均推崇大一统的一元论。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管子言“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庄子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紧随其后,作者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切入点以及理论应当联系实际的观点。在这两个问题上,我是比较欣赏后者的,因为现代学者普遍喜欢研究两文化的差异,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强项,但在理论联系实际上却做的很少。这可能就是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别。但同时我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知原有一个倾向,简单地把中西文化给分开,贴上标签,有的时候会对立起来,如其后面所谈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霸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如何理解这个全球化?首先它不等同于西方化,文化与经济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各种文化之间都是平等的。文化的交流,应该本着尊重差异性的原则,互相尊重,多元文化和平共处。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与文化隔离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二者之间有一个自愿和强制的区别。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文明或者文化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一是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体现;精神上,则是人本身追求完善的本能。由此,不能单纯的只干巴巴地谈文化,应该注意到影响文化的现实因素,尤其是应当重视可改变因素的研究。

二、政治私有制——家天下: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由于受到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稳定,由此引发了知原所提出的”政治私有制“。

政治私有制其实并不陌生,但知原是系统对其分析并加以抨击的第一人。我的简单理解:政治私有制其实就是“家天下”。现代不少人喜欢说中国古代人有集体主义的精神,我想说的是,那不是集体主义,应该叫宗体主义。宗体主义有两点与集体主义不同,一是宗体的组成人员一般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二是宗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在政治私有制的研究上知原谈到西周社会是政治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峰。我个人不是很同意这一点。西周是宗族分封主义,使部族中的血缘关系政治化。自秦始皇以后,政治权力的分封从宗族缩小到家。知原的论断是基于不考虑皇帝的前提,我个人认为这个前提不能省,而且要重点研究。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既受命与天,又受命与人;却又不受二者的限制,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他对朝代的影响是第一位的。研究中国的政治哲学,岂能抛开根本却抓住末梢不放?古人家国一体的观念不光是存留在上层统治阶级的头脑里,在平民百姓中也是很有市场。国君犹如家长,官吏犹如家仆,民众犹如家庭奴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政客们的行为指南。

即使如此,我依然不是很认同将政治所有制提高到经济所有制的等级。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没有经济所有制可能就不会产生政治所有制。当然在划分这些问题上,我们大可求同存异,达到智者的“君子和而不同”。

政治私有制在这本书中,有滥用的倾向。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血缘治国和能力治国的二元论。我最不理解的是把欧洲的“黑暗中世纪”看作是血缘治国。中世纪应该说是神权至上的黑暗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基督教“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二元论的划分,把恺撒和神的物分的十分清楚。日耳曼人在入侵西罗马帝国后,并没有消灭他们原始的文化,更没有什么建立浓厚的血缘治国制度。公元496年,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克洛维率领3000法兰克人畈依基督教。日耳曼人无力建立高效的国家管理体制,只能按照的教会的管理体制来管理国家。日耳曼部落首领的产生方式由世袭和选举两种情况,大多数时候是选举的多。12世纪,德国皇帝亨利六世希望选举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并提出广泛的帝位继承计划,但遭到了诸侯们的极力反对。从以上几个例子,足以说明造成欧洲产生中世纪不是什么血缘治国,而是神权的至高无上。11世纪末的教皇可以发动民众去反对“异教徒”——穆斯林,夺回“圣墓”和“圣地"——耶路撒冷,而且十字军东征先后进行了8次,历时近2个世纪。

三、能力治国与理想国: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知原最欣赏自己的这个理论突破。这个突破引起的争论也是最大的,也是大多数无法理解或者接受的。

理想国的构建是知原思想的一个大集成,秉承中西文化的结合、能力治国以及相关内容的一次理论上的构建。如前所言,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上,强调一个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血缘治国与能力治国中,应该选择后者。

在这其中,我个人最欣赏政体上的五权论。中国从来不缺乏集中的政治专权,缺乏的是社会管理。封建时代的社会管理依靠的是地主乡绅,由于人的自私性,使得中国的社会更多的时候不是铁拳,而是一盘散沙。这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是不符合的,但它的的确确的发生了。历史必然有其合理性,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体系,对中国崛起很有意义。三部协调制和五权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治理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但愿有更多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府的进步。

能力治国,应该说现代社会已经有了初步的模型,知原谈到现在不是真正的能力治国,我看应该算是了。我无法接受知原先生所提出的消灭经济私有制,以及私有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血缘私有制的看法。在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时候,无法满足所有成员的需求时,实行经济私有制就是一种必然,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私有制的产生,我比较赞同恩格斯的观点。有了社会分工,有了剩余价值,才会产生私有制。知原把能力治国绝对化了,在考虑人的时候,只从能力的方面出发,使得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说服力。我提出几个问题,算是对理想国的一些怀疑:

1.能力如何划分?依靠选举和科举就可以得到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2.以能力高低来划分人是否有歧视的因素在其中?或者说您对人的社会本质是如何理解的?能力是唯一的因素吗?

3.按照您的解释,血缘治国导致了政治私有制,能力治国是否会造成能力所有制——(政治私有制的一个变异版本)?

4.理想国中的公平问题。您强调的是起点以及规则的公平,这个也是我十分赞赏和赞同的。但在其中,我看到一个比较普通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人人只赚够自己用的钱。多少钱可以够用?没有一个划分,如果由能力而划分出等级是否还是理想国?

5.能力至上主义是不是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表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感觉二者似乎是一码事。

6.理想国的教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作的过程,教育不同于机械生产,科学不是只有技术。

虽然有这些怀疑,但对知原所提出的理想国,我依然是十分欣赏的。我们总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但同时又受到我们所处时代的局限。只要为之努力,就对得起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些值得看或者研究的东西。

通过该书,我对知原有的是三分嫉妒,七分敬仰。说嫉妒是因为他那思想的敏锐、深度让人望尘莫及,说敬仰也是基于此。

以上就是我对《中华复兴方略》的一些理解,由于学识浅薄、思想迟钝,难免有很多的幼稚看法。望知原先生见谅,期盼能与先生有更一步的交流!

200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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