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知的心理基础


一、归纳法的分类:

在逻辑学书中,归纳法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通常指广义的归纳法,这种归纳法按金岳霖先生的说法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归纳推理,包括简单枚举法、类比法、统计推理、求因果关系五法等;二是一些整理感性材料的方法,包括观察、实验、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统计中的选样、求平均数以及假说等(参见金岳霖《形式逻辑》)。狭义的归纳法一般指归纳推理,最狭义的归纳法仅指简单枚举法。但是许多人所理解的归纳法常常是那种最狭义的归纳法,即简单枚举法,许多批评归纳法的人其实常常批评的就是这种最狭义的归纳法——简单枚举法。我一般是从广义的角度说的归纳法。

简单枚举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不可靠的,通常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归纳法;是其它归纳法的基础。我以前认同这一观点,但现在否认这一观点。我认为还存在一种比简单枚举法更简单的归纳方法,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丝毫不比简单枚举法小。这种方法的形式就是,“刚发生的,下次还会发生”。这种方法使用的场合通常是在我们认为损益比较小的地方,即,如果这种归纳(期望)成功,我们将会有较大的收益;即使失败,我们的损失也很小。这种方法不需要多种事例的重复发生,而只需要一次事例发生即可,因此形式是最简单的。其实,电脑中的缓存技术使用的就是这种思想。经过统计发现,我们刚使用过的数据,下次90%以上的还会使用,所以将刚使用过的数据保存在缓存(缓存是一些存取速度快而价格昂贵的存储器)里十分有利于加快电脑的运行速度。

穆勒的求因果关系五法是科学家们做观察和实验时常用的方法;假说法通常被认为是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建构理论时常用的方法,按罗素的说法,就是“少不得大本领的部分”。

我们的逻辑书中虽有假说法一词,但这一方法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方法,比如我们问假说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将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假说的建立,在培根那里本认为是通过归纳法建立的,本不应作为归纳逻辑中的一支。事实上,任何一种归纳逻辑都会建立假说,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科学观察和实验来验证或修正假说。只不过在某一阶段,如果我们的归纳结论一直都被证实的话,我们就会将这些归纳结论当作公理、定律等,而过于相信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在另一阶段,如果新的观察和实验我们已无法用旧的归纳结论去解释的话,我们就会将这些归纳结论当作假设,而试图对它进行修正,以让它适用更大的范围。

现今有许多人认为假说的建立不是逻辑的结果,也不是方法的结果,而是一种心理活动,比如直觉、顿悟等。不过我认为这一说法有将假说的建立神秘化的倾向,因为直觉、顿悟都只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我们无法学习、发展以便能更好的使用的。而方法则意味着我们可以学习、使用和发展。我个人认为直觉、顿悟只不过是大量复杂的潜意识里的归纳和演绎,显意识里只告诉了我们结果,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就是没有获得过程似的。或者,直觉、顿悟是我们瞬间完成的一种复杂的归纳、演绎活动。当我们的知识和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在瞬间完成某种归纳和演绎推理,从而得出一些结论。

二、陈波教授关于归纳合理性问题的解答:

陈波教授在其《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兼论归纳的实践必然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一文中说,“古典归纳逻辑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即从有限的感觉经验证据中抽象、概括、发现出普遍适用的自然规律。由于无法应对休谟的诘难,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大都从这个古典的发现纲领上后退,把如何获得猜测性假说的过程说成是一个完全非逻辑的过程,交给科学发现的心理学去处理,归纳逻辑则只处理用经验证据对已获得的猜测性假说进行合理性辩护的问题。于是,归纳逻辑不再是发现的逻辑,而成为辩护的逻辑。”

陈波教授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他认为,“归纳逻辑应研究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如何从经验的学习中建立可错的归纳判断并用于指导以后的行动,并且根据环境的反馈修正已有的归纳判断,获得正确性程度越来越高的认识。因此,归纳逻辑不仅有必要回到古老的发现纲领,而且要大大扩展其研究领域,去研究归纳假说,科学理论的发现(或建立)、辩护、修正、进化的整个过程,揭示出其中可供以后遵循的大致的程序、模式、规律、准则和方法。”

陈波教授认为,“归纳问题之所以在逻辑上无解,是因为该问题是基于如下三个虚假的预设之上的”:

“(Ⅰ)存在普遍必然的知识,这是休谟提出归纳问题时的一个预设。”但在陈波教授看来,这个预设是成问题的,“(i)从休谟哲学内部不能得出这个预设”;“(ii)即使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也只具有相对的必然性”;“(iii)在彻底的经验论立场上可发展出整体主义知识观,后者承认一切命题的可修正性。”

“(Ⅱ)在休谟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对演绎必然性的崇拜,即把合法的推理局限于有保真性的演绎推理,除演绎推理之外的其他思维活动,如归纳推理,都是非理性、非逻辑的。”“但“合法的推理只局限于有保真性的演绎推理”这个预设与前一个预设相比更成问题,并且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演绎主义传统。”陈波教授说,“我认为,只要摆脱演绎主义的陷阱,另辟蹊径,对归纳推理完全可以提供合情合理的辩护。”

“(Ⅲ)休谟要求,只能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去证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经验知识的普遍真理性”。陈波教授说,“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像休谟那样,只停留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那就只能与休谟一样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陈波教授认为,归纳法不能从逻辑角度进行辩护,但可以从实践角度进行辩护,他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辩护理由:“(Ⅰ)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归纳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Ⅱ)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归纳的结论常常是一个事实性断言,除非证明这个事实性断言在逻辑上不可能,否则不能从逻辑上拒绝接受该结论”;“(Ⅲ)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已部分地成为现实”,“人们常常通过指责现有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这里结论所断定的大大超出了该前提的范围,它本质上与归纳推理相似,根据演绎逻辑也是不成立的”;“(Ⅳ)归纳结论永远只是可能真,而不是必然真”,“人类在任何时候运用归纳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具体认识中都含有可错性成分,在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

我本人是很赞成陈波教授的观点的,归纳法在逻辑上无解,因为我在前面已说过,归纳法的可靠性并不只取决于我们所运用的归纳方法本身,而且也取决于我们所认识的客观对象本身的稳固性、规律性和本原、本源的程度性。因为,毕竟人类只是大宇宙的微小一部分,并没有先天的掌有了整个宇宙的知识。归纳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检验、来修正、来发展完善。

三、演绎的怀疑精神与归纳的谨慎的接受精神:

事实上,归纳法与演绎法体现的是两种大为不同的精神。演绎法体现的是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精神(尽管这两种怀疑精神是有所不同的),即任何知识如果不像数学知识那样可靠,就对其抱有怀疑态度而不予以接受;归纳法体现的则是一种谨慎的接受精神,即对归纳的结论我们在接受的同时对其可能出现的错误、不适用的一面也保留充分的余地,归纳法的关键并不在其可能出现的错误,而在其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修正和完善。归纳法的意义不在于一次的能告诉我们绝对真理,而在于归纳结论的可修正性、相对论、分范围性、可进化性。

我在《演绎、归纳与宇宙的统一性》一文中指出过,人类的根本理性是归纳理性,而不是演绎理性,演绎法从根本上讲不是人类的理性,而是客观宇宙的理性,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主体。笛卡尔的怀疑精神除了能得到那个具有直观明晰性的“我思故我在”的“我”之外,无法得到任何新知识(其实按照归纳主义的观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什么直观命题,而只不过是一个归纳命题、经验命题,即我们从大量经验事实上能够发现从“我思”能够证明“我在”,只是这个证明不是演绎性证明、三段论的证明,而是归纳证明)。休谟的怀疑更是得出了“从经验和观察什么也不能知晓这个倒霉的结论”(罗素语)。

用演绎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归纳法——即认为只有必然性推理才是有效的推理形式,归纳法自然不是逻辑,但演绎主义在否定了归纳法的同时也等于否定了自身。因为没有了归纳法,演绎法的前提就失去了来源,我们就必须对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加以怀疑而不予以接受,我们的认识就只能龟缩到笛卡尔的那个“我”那里,甚至龟缩到休谟的原子式的观念那里——“自我无非是一簇或一组不同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快速彼此接替,而且处于不绝的流变和运动中”(摘自罗素《西方哲学史》“第十七章 休谟”),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相反,如果我们持归纳主义精神,即对一切知识都抱有谨慎的接受,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那么一切都会十分容易理解。现代哲学的发展路线对本体论问题的扬弃、从“是”中不能推出“应该”等看起来是那么回事的问题就会不攻自破。因为,根据归纳主义的精神,我完全可以谨慎的接受本体论、接受从“是”中能推出“应该”来,只不过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加以修正和完善罢了。事实上,现代哲学中许多看起来很重要的问题,都是由于演绎中心主义造成的,都是怀疑主义造成的。这种精神使得近现代西方哲学不得不一步一步的缩小其范围,一步一步往后退,而走向没落。如果我们改用归纳主义精神,西方哲学就会很自然的得以振兴。

四、归纳法的心理基础——习惯和信念:

事实上,怀疑也好,相信也好,都只是人类的“态度”,而态度是人的情感性的、非理性的东西,用理性来反驳情感性的东西是很麻烦、很困难的。但一个事实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第一态度是“相信”,第二态度才是“怀疑”,怀疑只有在人类反思的阶段才会出现,只有在人类先前相信的东西遇到了困难时才会出现。休谟对归纳法的深刻诘难,正是建立在他的怀疑态度之下,所以对付休谟的怀疑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谨慎的相信(相信和怀疑的中和,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第三态度),让情感和情感去打架,而不是用理性和情感去打架。

人类最初的知识是通过简单枚举法、类比法这样的最低级的归纳法获得的,这种低级的归纳法的心理基础就是“相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归纳法在帮助我们获得了类似“1+1=2”这样的绝对真理,以及“两点确定一条直线”这类在很大范围(欧氏几何)内成立的相对真理,但也使我们得到了许多错误的、迷信的东西。这样就需要我们用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来清除这些错误的、迷信的东西,从而保留那些和欧氏几何同样牢固的知识。然而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欧氏几何的公理同样不是那么牢固,因此对于我们的知识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态度,那就是“谨慎的相信”。

事实上,休谟最后也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归纳法的心理基础是人类的习惯和信念。我们在承认休谟的这个论断的同时,又要认为,这种习惯和信念是人类在几百万年的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中固化为人类的一种生理功能的,是合理的。

陈波教授说,“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我认为,只要我们在认识论上采用演绎主义立场,归纳法的这一尴尬处境永远难以消除。但只要我们放弃演绎主义立场,而改为归纳主义立场,那么问题就会立马消失。许多西方哲学的困境也会立马消除。

大卫·休谟对归纳法提出了深刻诘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解决方案,以至仍然可以说,“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我个人认同陈波教授的观点,造成归纳法的这一困境是演绎中心主义在作怪,是要求归纳推理像演绎推理那样具有必然性,而这根本不符合归纳法的特点和定义。如果没有演绎中心主义作怪,休谟对归纳法的诘难只不过如罗素所说,“他的议论所证明的是——我以为这是无法辩驳的——归纳法是一个独立的逻辑原理……没有这个原理便不会有科学。”(《西方哲学史》第十七章 休谟)

休谟在对归纳法作了深刻质疑之后,将归纳法的心理基础归为人的习惯和信念,即人的情感、非理性因素。我认为,如果休谟不是隐藏着对演绎必然性的崇拜,用演绎的标准要求归纳,他对归纳法的心理主义解释是合情合理的、正确的。

五、情感的理性作用:

归纳推理离不开人的习惯、信念等大量的情感因素。爱因斯坦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 当然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不是那种对拟人化的神的信仰的宗教,而是宇宙宗教,是对宇宙的合理性、世界(宇宙)的和谐性、自然的秩序性、事物的统一性、实在的理性本质等的信仰。

但是一提到情感、非理性,人们通常会把它们看作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和理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东西。我认为情感、非理性只不过是理性之外的东西——即人们没有把它们划归为理性的范畴,而不是与理性相对立、相冲突的东西,它们更多的是与理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人类之所以会形成一些情感,这是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和实践,将积累的一些生存经验教训内化为人的本能——情感因素的。这本身也是人类的一个归纳过程,只是它不是单个人的归纳,而是集体的人类的归纳。而归纳是属于理性范畴的,因此这些情感也是理性的结果。但由于归纳法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它的结论并不总是有效、正确,因此理性与情感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这是次要的。

王江火在《电脑是人类的最后一项发明》中论述到,“电脑在上世纪中期被发明后,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已历经四代,目前已进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但电脑的功能还远远不能与人脑相比,这主要在于目前电脑的程序设定还比较机械,还缺少自我创新功能;另外,电脑也无道德、价值观及情绪等非理性的人性化功能。”

作者还说,“电脑尚不及人脑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运行介质信息量、主观随意性和非理性因素。随着的技术的改进,运行介质信息量增大和主观随意性最终完善地应用于电脑应该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要使电脑也具备非理性因素将会有相当的技术性难度,否则电脑将与人脑没有什么根本性区别,而等同于人的自我。由此,我认为通过人脑与电脑的有机结合并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不丧失本自我的情况下,会使我们的智能达到一个最优化的极至。

仇德辉在《人脑与电脑的根本区别》一文中指出,“目前,计算机理论界普遍认为,人脑与电脑存在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一是信息处理方式,电脑的信息处理方式是串行,而人脑的信息处理方式中并行;二是程序运行自主性,电脑只能按照人预先编制的程序进行运行,而人脑可以独立自主地调整和创造运行程序。笔者认为,人脑与电脑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信息处理方式和程序运行自主性,而在于是否具有情感,只要解决了电脑的内部情感问题,人脑与电脑的根本性区别就基本上消除了。”

作者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具有情感,有一个十分重要作用,那就是大大提高其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效率,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作者还说,“情感系统与意志系统是人脑之所以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最后作者强调,“将情感程序注入电脑或机器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电脑向人脑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大大增强其使用功能,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机器人就能够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了解和猜测主人的价值取向、主观意图和决策思路,灵活性、积极地、创造性地进行活动,使其运行过程具有更明确的目标性、更高的主动性和更强的创造性,圆满完成主人交给的各种复杂的工作任务,从而在更大的工作范围取代人。”

六、西方理性与情感对立的原因:

我在《人类认识的起点、方法和终点》一文中说,“演绎法本质上讲应该是宇宙的“理性”──即宇宙是“演绎的”,而归纳法才是人类的根本理性。当然,也有所谓的人类的演绎法,但是人类的演绎法只不过是人类的归纳法的一种逆向性思维,以及对宇宙的“演绎法”的一种反映吧了。”

历史上也有将演绎法当作人类的根本理性的哲学,这就是西方的唯理主义哲学,在近代尤其是康德的哲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将演绎法当作人类的根本理性,我们就很难解释人类的情感因素的作用了。因为演绎推理依赖的根本前提是一些毫无怀疑的绝对真理,古代的西方哲人一般将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理体系当作楷模,在人类的心灵中寻找这样的“公理”,认为人先天的具有这样的知识,其它知识都是这样的知识的演绎推导。在西方,演绎中心主义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造成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因为这种“理性”是完全排除像“情感”这样具有或然性、不确定性的东西的。但是归纳法却不会这样,归纳法是需要人的情感作为支撑的。

其实人类先天具有的知识根本不是康德等人所认为的“普遍必然性知识”,而是一些或然性知识,比如刚出生的婴儿就会辨认母亲和寻求母亲的照顾、会吸奶等等。只是这类先天知识我们更喜欢把它看作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功能,而不愿意把它看作是知识吧了。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就是后天获得的,先天所具有的是人的本能和功能。人之所以需要这些本能,是因为这类本能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太重要了,这类本能又是人类通过漫长的进化内化为人的功能的,也是通过实践检验了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成立的,只是偶尔会失误。“普遍必然性知识”反而在此没什么意义。

人类的认识如同婴儿,是先会辨认母亲,然后再是辨认父亲和家人,再会辨认亲人、朋友和邻居等等,最后就是辨认社会上的各类人,依次逐渐扩大的。而不是像唯理主义者们所认为的是从先验知识(基本公理)出发通过演绎逐渐推导的。从基本公理出发通过演绎逐渐推导的是人类的知识体系而不是认识,这两者不能混淆。人类的演绎知识,是人类通过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获得的知识,当知识达到一定量之后,人们会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序的和有规律的,这种有序性和规律性其本质就是演绎性,是对客观宇宙的演绎性的一种反映。笔者认为,康德为消解休谟问题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黑格尔则是将这条道路一直走到黑。

七、宇宙一元与人性多元:

高工先生说,知原所追求的“本原”,我看作康德的“物自体”。康德哲学被讥笑为“不可知论”就在于他假设有“物自体”存在,这本来是为了限制哲学万能论,为了防止哲学代替18-19世纪正在萌芽的各门新兴科学。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果然大大超过了哲学家们的预料,“物自体”也不必再作为哲学可望而不可及的“总体对象”了。

高工先生的这句话说的很好,所以这正是我们改变立场的时候,用归纳主义立场取代演绎主义立场,用谨慎的接受精神取代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精神。

当然,我本人只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归纳主义,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上,我是一个唯理主义者、演绎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归纳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宇宙的统一性,而宇宙的统一性其实就是宇宙的演绎性的逆向表述,而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对客观宇宙的反映,因此也必然是演绎的。其实,我们可以形象的把人类的认识比作镜子,把客观宇宙比作镜子外的事物,把人类的知识体系比作镜子内的东西,那么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镜子外—镜子—镜子内

客观宇宙—人类的认识—知识体系

演绎—归纳—演绎

高工先生在以前和我的交流中提到了一个“宇宙一元,人性多元”的问题,我认为这与我的思想是正好一致的。因为宇宙的统一性、宇宙的演绎性反映的正是宇宙的一元;而归纳法是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的方法,即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归纳理性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环境我们即使使用同样的归纳法,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这反映的正是人性的多元。因此,面对茫茫宇宙我们是有选择自由的,但由于宇宙的一元,我们从小范围的环境扩展到大范围的环境时,也会造成殊途同归的结果。这与那种纯粹的唯理主义、演绎主义所导致的人类只有被动的接受历史命运安排的局面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有人不会认同宇宙一元的观点,比如江上郎先生就对我的“宇宙统一性”进行了反驳。我个人其实也常假设一个多元的宇宙,与我们的宇宙不相统一的另外的宇宙,但是与我们的宇宙不相统一的另外的宇宙我们是永远无法认识的,它也无法给我们造成任何影响,因此这样的宇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本人的哲学是将实证主义推到了这个位置。

八、观念上的差异与心理上的差异

对于两个同样认识到了,宇宙需要通过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步骤才能彻底认识清楚的人,如果还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的话——即一个认为,由于人类是可以通过无限的时间和步骤来认识清楚整个宇宙的,因此他们认为宇宙是可以彻底认识清楚的,尽管这需要无限的时间和步骤;另一个则认为,无限的时间和步骤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从而认为宇宙是不可能彻底认识清楚的——这就不是观念上的差异了,而是心理上的差异。即一个更看重宇宙的可认知性,另一个更看重宇宙的不可认知性。

更看重宇宙的可认知性的人属于那种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他们强调宇宙的可认知性,主张人类应该积极地认识宇宙,在大宇宙中积极地生存;更看重宇宙的不可认知性的人,则属于那种具有消极心理的人,这类人一般比较悲观厌世,认为宇宙是不可认知的,因此认为人类的生存也是无意义的,世间到处充满了险恶。

这种心理上的差异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事实上,许多哲学家的分歧,除了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思维能力和拥有的知识的多少等原因造成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由心理上的差异造成的。

心理上的差异导致的后果是,对于一些人,你即使向他讲了最透彻、最明了的观点,仍然不能说服他。因为,他的心理结构与你的不一样。他的心理结构更容易将某种与他的心理结构相符合的观点当作不容辩驳的“公理”。当你试图触动他的这些“公理”时,他会不屑一顾,甚至遭到本能的反抗。

造成心理上的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人的智力结构的倾向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的智力结构的倾向性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人更容易接受人性是善的,有的人则更容易接受人性是恶的。而人的智力结构的倾向性又是由组成人的智力的深层因素造成的。

那么,能不能判断由心理上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观点的正确性呢?是能够的。智力水平越高、智力结构越合理的人,其观点当然也就越正确。或者依靠人类的实践来判断,但这需要我们以人类是逐步走向进步的为基本信念。因为,只有当人类是逐步走向进步时,我们的不断实践才会更趋近于真理,我们的观点也就会趋向于更正确、更完善。

另外,由于人类毕竟只是大宇宙的一部分,人类需要在宇宙中生存和发展,而不能是寻求灭亡。因此,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在宇宙中生存,而不能以消极悲观的态度在宇宙中生存。所以,即使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宇宙是否是完全可认知的、人类是否是逐渐走向进步的,但只要认识到了我们的认知是可以继续的、我们正在走向进步,我们就应该主张宇宙是可认知的、人类是逐渐走向进步的。而不能以我们还没有完全认知宇宙、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人类是否是逐渐走向进步,因而还不能判断宇宙是否是完全可认知的、人类是否是逐渐走向进步的为理由,从而否认宇宙的可认知性及人类生存的意义。

事实上,人类的真正生活是在不断的认识、征服宇宙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完全认识了宇宙之后的结果中。因此,我们的宇宙究竟能不能完全认知、人类是否会永远走向进步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的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必须生活下去!

由于宇宙的可认知性及人类是否能永远走向进步,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成立,这个原理是“宇宙是统一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宇宙中积极生存就应该将这个原理当作“公理”,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或者,我们将人类的幸福、生存发展作为一个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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