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和熊培云先生商榷

注:前些天在网上搜索我以前写的《论政治公有制与政治私有制》一文,无意中搜索到了熊培云先生2004年写的《中国悲剧:和谐之上有国殇》一文中对我的观点的批驳,我认为这一批驳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特发出来并反驳。

《中国悲剧:和谐之上有国殇》节选:“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制衡?”

关于中国未来走势,出了很多理论。有位何新的追随者(知原按:把本人说成何新的追随着是不符合事实的,本人只不过早年读过他的几本书而已)写了篇《论政治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的文章。其观点大致如下:除了经济有公有私有之分,政治也分公私。在近代西方伴随着反“封建制”,而兴起的两大社会运动——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本质上都是在反“私有制”的运动。只是,民主主义运动反的是“政治私有制”;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继民主主义运动之后,进一步的反“经济私有制”。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在近现代取得根本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

该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时期。这场革命将比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而消灭的“政治私有制”更具有革命性,也肯定会比“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这畅大革命”肯定会完全消除“经济私有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既实现“政治公有制”,又实现“经济公有制”。

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看似有逻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需要自由和社会架构需要制衡这个前提。没有真正的制衡,社会不会达到真正的和谐。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借助上面的概念(其所谓“政治”实际上是指公共权力),我们可以厘清为四种社会形态组合:

一、经济公有制和政治私有制。即一小部分人拥有天下的财产,这样的社会,必然引起其他一部分的不满,即使能建立,也必定会被推翻。

二、经济公有制和政治公有制。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当个人都归为公有后,个人的利益实际上被剥夺,公有制对公有制的制衡必将名不副实。

三、经济私有制与政治私有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有政治资源的人会对其他人的财产进行抢夺。举中国古代例子,在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虽然有许多富人,但是政治与经济上的株连九族可以让这些富人朝不保夕。

四、经济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所谓政治公有制,即民主制度;经济私有制,即每个人享有自己的财富不受国家或他人之害。作为个人,他必须互订契约,以防范这种侵害。也就是说,在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他有双重保护,一是他自己(经济私有权),二是国家(政治公有制)。只有如此,社会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这就是我说的“天大为公、地上为私”“公私分明”的和谐);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或政府)之间制衡。即政治公有制与经济私有制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这样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依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公有制还未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仍是手臂的森林,政治权利为集团利益所左右。其二由于政治公有制未真正实现,宪法未得到尊重,经济私有制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如同民主不是定期选举,宪政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天下太平,它必须落实到有一种力量可以对违宪行为实施纠错与惩罚。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是公共权利得到宪法保障,个人权利也得到宪法保障,公共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正因为如此,人们争取的个人言论自由,既包括餐桌上的自由,也包括在报刊杂志上言说的自由。

我的反驳:

我在我的很多文章中都说过,我反对的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权力和财产世袭意义上的私有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生产资料意义上的私有制。我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指,权力和财产不能通过血缘关系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权力必须通过民主选举或科举考试的方式公开、公正的获得,这叫政治公有制;财产应当按劳分配,对于老弱病残之人应适当照顾,这叫经济公有制。因此,熊培云先生用下面的话来反驳我毫无意义:

“从传播学的角度上说,虽然传媒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会走向公有制。恰恰相反,当个人能力借传媒之力扩大时,他的私有性或个体性反而会加强。所谓蚊子要成群结队,而狮子却会特立独行。这也是后现代理论所描绘的社会特征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生物圈二号计划虽然有公有制的某种特性,但是绝不会将社会带向一元化,人类幸福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

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的公共性都会加强,但家庭关系却会减弱。福利国家制度其实就是将以前本属于家庭的职能转变为社会的职能,随着家庭职能的削弱,与家庭相关的重要内容——比如世袭制,肯定也会逐渐消亡。

另外,关于制衡,我认为制衡应直接在政治公有制或经济公有制内部进行。比如“三权分立制”就是政治公有制的内部制衡方式,用经济私有制来制衡政治公有制这个很荒唐。我认为“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互相制衡,而是互相干扰。导致政治不能完全公有——“政治公有制”受“经济私有制”拖累而变成少数富人的民主,经济不能完全私有——“经济私有制”受“政治公有制”侵犯而向“社会公共财产”转变。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相互干扰,及向“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转变的历程。

在洛克时期,资产阶级组建民主政府确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被以国王为首的旧贵族侵犯。但这一时期的民主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因为,当时“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数额、缴纳了高额所得税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利,广大无产者、妇女和某些种族是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了,但是直到19世纪广大工人仍然被排斥在议会大门之外,因此争夺选举权成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现实所极需。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

  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已是1971年。

从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民主只是极少数男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广大人民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只是在摆脱了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之后才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如果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制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随着普选权的推广,资产阶级与工人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以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但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广大工人阶级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民主从而成了真正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议会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

自从这种力量发生颠倒之后,议会民主就不是洛克所说的“保全私有财产是设立民主政治的原因”。相反,议会民主变成了广大工人阶级逐渐侵犯、剥夺少数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益的制度,比如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实行高额遗产税等,从而为广大人民建立了“社会公共财产”(社会福利等)。广大人民并没有多少财产,保全他们的那点可怜的私有财产没有多大意义,他们需要的是建立“社会公共财产”来为自己服务。

资本主义的300多年发展史恰恰是我上面所说的,而许多人还停留在洛克时期。一定要注意,现今的西方已与洛克时期大为不同了,也与马克思时期大为不同了。马克思当时批评议会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富人的民主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现今的西方已根本改观,这要归功于依马克思主义建立的苏东等社会主义对西方造成的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依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西方进行的内部改造。

丁国岭先生说的好:

“没有财力的公有,那么资本垂帘听政则是必然,所谓的公权不过是资本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没有权力的公有,那么权力拥有者必然越俎代庖,所谓的公财最终也必将沦落为权力拥有者的私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充分地证明了前者,而早早就提倡“天下为公”的中国历史发展则充分证明了后者。唯有充分地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训和中国历史发展的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中国历史的弊端,建立财力和权力都是公有的社会,中国人民才不会‘吃二茬子苦,受二茬子罪。’”

“今天,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三权分立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把中国从权力私有的屎坑子里往财力私有的尿坑子里拉,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国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唯有发扬我们民族‘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探寻同时保证权力和财力公有的社会机制,才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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