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权力私有制

作者:罗学太

  

一、两种私有制

  

人类社会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着两种私有制度——财产私有制和公共权力私有制,我将后者简称为权力私有制。

  

财产私有制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制度,各国还立法予以保护。社会主义国家曾一度将其废除,但现在又大都恢复。

  

到现今为止,国家政治权力制度可分为两大类型: 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我之所以将专制的政治权力制度称之为权力私有制, 是因为这种政治权力制度与财产私有制有着相同的权能内容。也就是说, 权力私有制同财产私有制一样, 也有着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全部权能, 只不过财产是有形的, 权力是无形的罢了。

  

下面, 我将两种私有制的各项权能进行对比,人们对专制政治权力制度是否具有财产私有制本质属性就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所谓财产占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对财产所拥有的实际的最终的控制权。这是财产私有制的本质权能,是一种排他性的独占权。这种独占权体现在时间上是从财产的取得到财产处分为止;体现在空间上是特定财产的所有功能价值范围。而权力私有制下的权力占有权,也同样在时间和空间上拥有排他性的独占权。这有两个基本制度保证:其一是权力职务终身制,从权力的取得到其自愿处分权力, 权力私有者在时间上对权力实行终身控制。“一朝为官终生为民之父”,坐上权力交椅便死不撒手,这是权力私有制的首要保证。其二是集权制,在权力私有者的领地范围内,无论立法执法司法等公共权力还是人身财产言论等各项民众自然权利,统统集于权力私有者个人一身,容不得他人置啄。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中, 废地方权力世袭继承制为地方官员委任制,上下权力集于一身, “惟我独尊”、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一手遮天”、 “大权独揽”、“一把手说了算”等等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制度, 使权力私有者在空间范围上对权力实行全方位控制。时间和空间的全方位控制就是绝对控制, 或曰绝对占有;绝对占有产生绝对权力。

  

财产私有制给财产所有者带来两大利益: 一是享用,称为财产使用权;二是收益,称为财产收益权。房屋自己居住则是使用,出租则有收益;金钱自己消费则是使用,借贷则有收益。人类公共权力的产生, 本为调处和管理公共事务而设置。权力终极所有者民众对权力执掌者使用权力的基本要求是, 在公共权力职能范围内正确行使权力,并不得谋利。但在权力私有制下,权力执掌者将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财产那样使用和收益,滥用权力是权力私有制在权力使用和收益方面的显著特征。

  

首先,权力私有者大搞造神运动,神化权力,否认权力来源于民众的委托。“君权神授”,俨然以“上帝、救世主”自居。他们出则前呼后拥军马相随四面岗哨八面威风,入则呵斥升堂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视领地为私物,视民众如草芥 穷奢极欲,充分享用着权力私有带给他们的荣耀和满足。

  

其次,权力私有者将公共权力的职能范围无限地扩大,同时异化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事务的职能本质属性。本来,人们的人身权、财产权、思想言论自由权等,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平等权利,也叫自然权利,西方启蒙思想家将其称为"天赋人权"。人的自然权利完全不属于公共事务, 开始也不在公共权力职能管辖范围之下,任由人们自由行使。但在权力私有制下,权力私有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私有权力,将人们的各项基本自然权利或是悉数剥夺,或是任意取舍。同时,权力私有者还附生出一项财产私有制所没有的重要权能——对权力终极所有者民众的镇压之权。国家军队是对付外敌的,警察监狱刑场是惩罚罪犯的。权力私有者利用国家公共权力机器反过来镇压民众,铲除异己,巩固强化私有权力,将人类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关系异化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再次,权力私有者利用手中权力攫取社会财富是权力收益权能的集中表现。强占和掠夺是权力私有者公然夺取社会财富的最直接最野蛮的权力收益手段,史称“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杂费,是权力私有者巧夺民财的惯用手法,诗曰“苛政猛于虎”:权力寻租、贪污贿赂、买官卖官,是权力私有者利用权力暗中敛财的通行惯例,民谚“贿赂公行”。有此种种强掠巧取和暗夺,权力私有者手中的权力立即变现为财富,其收益率是无本万利。权力私有制下的权力收益权能恶性膨胀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正因为如此,权力私有制不仅决定了人类政治权利地位的不平等,而且还直接影响和加剧人类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这种两极分化一旦超过社会忍耐极限,必然爆发动乱和革命。这是后话。

  

私有财产处分权是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最终权能。自己的财产,爱给谁给谁,他人无权干涉。在法律上,私有财产处分权表现为继承和赠予。在权力私有制下,权力处分权的代表性制度是世袭继承制和禅让制,与财产处分权基本相同。既然富人的财产可以由自己的子孙继承,那权力为何不能由自己的子孙继承呢?一世二世乃至百世千世万世,是权力私有者的梦寐以求。权力世袭继承制的出现宣告权力私有制的最终完善。之前虽也是权力私有制,但权力还仅限于本人终生行使,“人亡则政息”,不可世代相传,多少还有点公权公有的遗迹。自从进入权力世袭继承制之后,权力私有者不仅在生前终生享有权力,而且在临终时还有权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孙继承,这时公共权力就完全变成了个人之私权。

  

至于禅让制,在中国远古时代就有过。据历史记载,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即是禅让。因为禅让制还略带公权公有遗迹,所以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歌颂和景仰。但是禅让制有如财产赠予,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权力私有制范畴。尧舜的职务终生制和钦点接班人就足以证明,民众已无权过问公共权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专制政治权力制度即是权力私有制度。以往的教科书称人类社会私有制时,是专指财产私有制而言。其实人类社会私有制应包括财产私有制和权力私有制两个方面,而且权力私有制还影响和制约着财产私有制发展变化。要说“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万恶之源”的话,这板子更应该打在权力私有制的屁股上。由于人们对上述两种私有制中哪一种更加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认识不同,在近代世界引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有关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节中探讨。

  

权力私有制的发展。成熟和变化,与人类社会的种族。民族和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权力私有制情形囿于知识不敢妄议,但就中国特色权力私有制而言,我敢说是世界上“登峰造极独树一帜的顶尖领先水平”。中国有一座世界顶尖的山峰叫做珠穆朗玛峰:还有一片世界最高的高原叫做青藏高原。中国几千年权力私有制曲线图有如青藏高原地形结构图,一座顶峰,一片高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界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

  

中国的权力私有制完成于大禹开创的权力世袭继承制。但这时中国的权力私有制和世界还基本同步接轨。权力使用范围一般限于管理公共事务,对人们的自然权利少有干涉,思想言论自由不受限制,所以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景观。中央与地方也是分权制,中央不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有自己的"独立王国",类似于今天西方国家的联邦制。但自秦始皇“气吞环宇横扫六合”之后,在法家人物的全力参赞下,终于将中国权力私有制推向了珠穆朗玛峰顶。

  

秦始皇对中国权力私有制的划时代的巨大贡献在于:

  

一、废地方分权制为皇帝个人集权制。废分封制行郡县制,改地方权力世袭继承制为各级官员任命制,将地方权力收归皇帝一人独占,天下臣民 统归皇帝一人号令。对于这种皇帝个人集权制,学者大都持有利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步观点。笔者以为除以上进步作用外,皇帝个人集权制同时也是开创我国二千年个人专制独栽的历史先河,是将分散的家族权力私有制推向个人权力私有制顶峰的转折点。利弊互见。

  

二、剥夺臣民的各项自然权利,将臣民强行塑造成只会说话不会思考的供权力私有者驱使奴役的工具。秦始皇采纳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之言,焚书坑儒,"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史记》语)。这种严密的思想言论控制禁锢,为世界所仅有,并为中国后世统治者所沿袭,“腹诽罪”。“文字狱”等源出于此。西哲说“有话语才有权利”,可咱中国一直是“有权力才有话语”。剥夺中国民众话语权自秦始皇始,贻害至今不灭。

  

三、严刑峻法,连坐株连,刑讯逼供,靠残酷镇压巩固个人权力。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坑儒使用的方法就是严刑拷打,致所拘捕的460多名儒生经不住拷打而相互诬告坐罪毙命。还有东郡陨石反动标语案,御史不能破案时秦始皇“尽取石旁居人诛之”,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种罗织罪名滥杀无辜,铲除异己,巩固个人权力的残忍权术手段,被历代权力私有者所沿用。

  

四、强化权力私有制,限制财产私有制。财产私有制屈服于权力私有制是中国权力私有制又一大特色。中国法律向来重刑轻民,历史上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就是偏重于保护权力私有制而弱化对财产私有制保护的需要。秦始皇修长城。修驰道。建阿房宫。建陵墓,强征暴敛竭尽民力,将领地内的社会财富视为权力私有者个人的财产,将皇帝个人权力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凡此种种,秦始皇终于将中国权力私有制发展到世界的颠峰。秦朝虽因此而速亡,但“秦亡而政不息”,其强化扩张巩固权力私有制的各项举措被中国历代权力私有者所继承,余毒至今尤存。秦朝的灭亡虽然让中国的权力私有制从珠穆朗玛峰顶跌落,但仍在广袤的青藏高原蹒跚而行,依然是高峰迭起,延绵不绝。

  

二、资产阶级革命

  

前一节谈到,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私有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私有制是制造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财产私有制的出现带来人类社会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而国家的出现(我认为是权力私有制的出现)又加上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两种私有制给人类社会分别带来两种不平等,从而产生两大对抗阶级。

  

财产私有制的出现带来人类社会财富占有上的不平等,产生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他“先富阶级”都属于富人阶级、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及其他贫困阶级都属于穷人阶级。

  

权力私有制的出现带来人类社会政治地位上不平等,产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毫无疑问,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阶级同时又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身处社会最底层,不仅承受着富人阶级的经济剥削,而且承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奴役和掠夺。所以,穷人阶级是私有制社会的双重受害者。

  

占人口少数的富人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不仅是财产的私有者,更是权力私有者;他们既对穷人阶级实施经济剥削,更对被统治阶级实施压迫。奴役和掠夺,他们是人上人。另一部分富人阶级一方面剥削穷人阶级,另一方面也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掠夺。

  

财产私有制和权力私有制虽然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平等,但这两种不平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作用却不相同。

  

财产私有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的负面作用主要是产生贫富差距,富人阶级利用私有财产对穷人阶级进行残酷剥削,是引起人类社会不平等和动乱的原因之一。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人类进入财产私有制社会是一种进步,财产私有制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财产私有制时说:“划清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由于人们个体间的客观能力和主观能动性都存在差异,所付出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不同,产生的效果自然不同。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反映了社会对个人劳动和智慧创造成果的承认和保护,它提高了人们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财产私有制还具有保护财产关系稳定的作用,避免人们彼此间为争夺财产而产生的社会动乱。此外,也有利于人类对社会财富的管理和利用,发展社会再生产。

  

而权力私有制则不同。权力私有制是从公权公有制度异化变质而来,它不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而是强占和贪婪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物。权力私有制不仅导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奴役,而且导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疯狂财富掠夺,是人间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哪里权力私有制愈发达,哪里的统治就愈残暴,人们的灾难就愈深重。人类社会的灾难。动乱。革命和战争,都是权力私有制的恶性膨胀引发的,它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万恶之源”。由此可见,权力私有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关键性的阻碍作用,所以历来就受到进步思想家的否定和批判。

  

古今中外历史上,被统治阶级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奴役和掠夺,进行了无数次抗争和革命。世界近代史之前的历次奴隶和农民起义,都属于自发的革命。在权力私有制的残酷压迫奴役和掠夺下,被统治阶级——首先是穷人阶级的基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反亦死不反亦死”,所以造反革命成了穷人阶级唯一求生之路。这种自发的穷人革命没有系统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号召,以获得基本物质生存条件为满足,而没有改变财产私有制或权力私有制的远大革命目标。

  

由于东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政治权力制度不同,这种古代自发的革命斗争也存在很大差异。东方特别是中国,因为权力私有制极度发达,农民革命起义呈现出次数多(比欧洲各国革命次数总和还多)。规模大(参加人数和斗争持续年限远非其他国家可比)的特点。但在革命斗争目标上,中国农民革命战争以推翻原来腐朽残暴的权力私有者拥立新的权力私有者,并获得必要的物质生存条件而结束。古代欧洲的穷人革命,除了争得穷人阶级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外,还有争取政治地位上平等的朴素要求。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虽然还未上升到废除财产私有制和权力私有制的高度,却是促使欧洲成为近代人类社会两种自觉革命发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世纪初欧洲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使人类社会步入商品经济时代,同时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两大新兴对抗阶级的出现和朴素平等思想的发展,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并分别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有了革命思想理论的指导,原来自发的革命分化为两种自觉的革命。其实,这两种革命都是针对人类私有制的,都以追求人类平等幸福为己任。但因为这两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追求人类平等的目标也不同。资产阶级属于富人阶级,追求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所以,废除权力私有制,保留财产私有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是穷人阶级,基于生活的贫困追求财富上的平等实为当务之急,所以,废除财产私有制成为革命首选目标;至于权力私有制的废除,必须让位于对富人阶级的镇压。因为革命目标的分歧导致两大革命阵营相互敌视争斗达两个世纪之久,至今未泯恩仇。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为起点,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达到高潮。启蒙运动的兴起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针对封建专制下的权力私有制,提出了系统的民主革命理论。他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论观点,从思想根源上挖掉了权力私有制存在的任何理由,成为日后被统治阶级废除权力私有制的有力思想武器。他们提出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政治制度设置构成了民主的公权公有制度的基本框架。18世纪这场席卷欧洲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世界范围的废除权力私有制的革命运动,影响波及全球,就连中国和俄罗斯长时期封建专制独裁王国,也受到深深的触动。中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但帝制的推翻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功劳。

  

资产阶级革命针对权力私有制的各项权能制度设置,相应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废立措施。针对权力私有制的占有权能,从权力占有的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设立制度予以废除。

  

时间方面的制度是,废除权力终身制,确立任期制。权力不能终身占有,过几年就必须无条件地交出,哪怕你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不例外。废除权力终身制,首先从时间上铲除了当权者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今朝为官,它日为民。这就挖掉了权力私有制的土壤和根基,破除了对权力的迷信。

  

空间方面的保证制度就是废除集权制,确立分权制。分权制又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两种制度。“三权分立”是横向分权制度。它是从空间上铲除当权者对权力绝对控制的关键性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石。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独立互不统属,建立了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特别是立法权和国家重大事情决定权掌握在国家代议机构手中,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决定,是对权力私有制个人统治权的彻底否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纵向分权。废除地方官员任命制,改行选举制,斩断了地方官员对上司的人身依附关系。扩大地方权力,减少中央权力,避免权力向中央高度集中。这样纵横相结合的分权制度,从权力空间上铲除了当权者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有了上述权力占有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制度保证,权力私有制下的权力私有者对权力的绝对占有或曰绝对控制已不可能存在。

  

针对权力私有制的滥用权力使用权能,资产阶级革命采取多项措施进行制约。首先是恢复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把属于民众个人的各项自然权利归还给民众。这一革命措施非常关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标志之一。这方面以法国的《人权宣言》为代表。资产阶级用宪法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各项政治自由权利予以保证,使人们在政治法律地位上第一次实现了平等。确保个人自然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消灭权力压迫和权力奴役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这一基本保障,其他民主制度都无法顺利实现。

  

其次,确立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政党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受法律约束和制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特别是迫使当权者服从法律,是阻止公共权力向权力私有制异化的又一道屏障。

  

再次就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民主决策制度主要是议会制度。立法权和国家重大事情决定权由议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可以有效防止个人独断专行,体现了公权公有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陪审团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决策制度。而民主监督制度主要有弹劾罢免制度和议会质询舆论监督制度。在权力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权力或玩忽职守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通过质询和舆论监督使其纠正,情况严重的通过弹劾罢免程序取消其执政资格,保证官员队伍的勤勉廉洁。当然,法治原则。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都必须以分权制度作保障,否则将流于形式。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的综合作用,最大限度地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

  

针对权力处分权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世袭继承制和禅让制,确立选举制。选举制将权力的最终处分权能全部归还给权力终极所有者民众,彻底剥夺了当权者任何权力处分权,使民众真正成为了权力的主人。选举制不仅使民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自己满意的代理人和当权者,而且也使代理人和当权者内心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既不是来自祖宗的继承,也不是来自上级或前任的“钦点”赠予恩赐,而是来自人民的委托。没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就不可能执掌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掌好权,对人民负责,是当权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人民无需为此感恩载德起舞歌颂。选举制对于促使当权者树立只忠于人民不能忠于上级某一个人的执政为民的思想,起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在废除权力世袭继承制上有彻底和不彻底之分。共和制国家的废除是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废除是不彻底的,它们仍然保留君主的世袭继承制。但这些国家通过宪法将君主世袭继承制从整个国家政治权力制度中分离出来,君主不参加国家任何政治权力机构,也不参加国家公共权力管理事务,只享有象征性的荣誉称号。因此,从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实质分析,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仍然是民主政治体制。

  

至于权力私有制的权力收益权能,因为有了上述各项民主制度的制衡约束,无论是强掠。巧取或暗夺。均得到较大限制。比如国家向民众征收捐税遥役,执法者必须报请立法机构集体审查批准方可执行,这就杜绝了“横征暴敛”和各种巧取豪夺。有了上述民主法律制度保障作用,当权者个人利用权力公开掠夺民财的行为将很难发生。至于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虽然也不可避免,但在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的约束下,很难形成气候,那种无处不在贪得无厌富可敌国的以权谋私贿赂公行的制度性腐败,是不可能发生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制度上废除了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权力私有制,使人类从专制独裁的政治压迫奴役和经济掠夺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获得了政治自由,解放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类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对此,甚至它的阶级敌人也不否认,称其是“人类历史的大进步(列宁语)。

  

但即使是“大进步”,因为它继承和保护着财产私有制,人们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使无产阶级在贫困线上挣扎。而资产阶级在废除权力私有制之初,在政治地位上对穷人阶级的不平等对待,公然用法律公开剥夺穷人阶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违背了资产阶级自己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由富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建立政权之初,只注重维护富人阶级的权利,而排斥和歧视穷人阶级,使穷人阶级依旧处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双重受害者的地位上,没有得到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利益,必然引起穷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在资产阶级革命发源地英。法。德等国,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新的一页。

  

三、无产阶级革命(兼论苏东剧变的根源)

  

一、 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 列宁主义   

欧洲英法德三国最先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它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又是工人运动的摇篮,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从1811年英国工人捣毁工厂机器运动(史称卢德运动)开始,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大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等,这些不断高涨的暴力的和平的工人运动,催生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研究财产私有制。是他首先发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恩格斯将这一伟大发现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马克思根据这一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它所能容纳的极限时,它的生产资料(财产)私有制生产关系必然会合乎规律地被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生产资料(财产)公有制所更替。到那时,人类将进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类在财富占有上和政治地位上完全平等的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地推导出来的,所以称为“科学共产主义”。

  

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必须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约束,不能解决眼下工人阶级遭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远水难解近渴”,于是马克思又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马克思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富人阶级利用财产私有制剥削穷人阶级的真相,为穷人阶级向富人阶级发起革命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学说,吹响了穷人阶级向富人阶级进攻的号角,鼓舞了穷人阶级向富人阶级造反革命的勇气。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迎合了穷人阶级“均贫富等贵贱”的平均社会财富的物质要求。剥夺富人阶级一切做人的权利,并对其子子孙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满足了穷人阶级翻身作主人扬眉吐气的愿望。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其实是一切穷人阶级的革命理论。这种革命理论实际上确立了“个人意志和暴力革命决定生产关系”的新原则,与前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矛盾的。

  

这种矛盾引发了后世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分裂为左右两派。

  

右派被左派们称为修正主义。他们主张:第一,在生产力和物质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条件时,继续保留财产私有制,但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并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第二,放弃暴力革命,坚持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进行合法斗争;第三,要求无产阶级享有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政治权利;第四,坚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张在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合符条件时“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由此可知,右派坚持的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反对的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大凡右派修正主义都集中在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至今再未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仍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左派称为列宁主义,自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又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左派全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坚信个人主观意志和暴力革命决定生产关系,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因为穷人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政治上专制腐朽黑暗,经济上贫穷落后贫富差距巨大,威胁到大多数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存时才有条件发动,所以列宁成为第一个吃到共产主义螃蟹的人。

  

1917年2月革命之前,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下的农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落后,还没有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在贵族农奴主剥削压迫下生活困苦;城市平民缺少粮食,忍饥挨饿;军队士兵饱受战败痛苦,厌战傍惶。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远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同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列宁领导苏联共产党与其他穷人革命政党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联合,用“土地。面包。和平”为号召,于1917年2月推翻沙皇统治,又于同年10月发动武装夺权,击败2月革命同盟者资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按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建立了生产资料(财产)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结合,构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基础,成为其他穷人革命学习的榜样。

  

苏联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穷人阶级。列宁乘革命胜利东风,将全世界穷人革命队伍团结在苏联的列宁主义旗帜下,组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与右派修正主义第二国际分道扬镳。苏联“老大哥”引领着全世界穷人阶级(注意,绝不是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贫穷地区浩浩荡荡地杀向富人阶级,并取得辉煌战果,红遍了半个地球。至此,左派们向全世界宣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并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列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谋划着扫荡消灭全世界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

  

真理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真理更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时之胜在于力,千古之胜在于理。经过70多年的社会实践,“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比较,优劣显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偏狭阶级性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制度的私有残暴性暴露无遗,最终遭到自己大多数民众甚至是多数普通共产党员的抛弃。从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到1991年苏共失去政权,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的世界穷人革命运动遭受到总体性失败。苏东剧变后,在欧洲这片共产主义运动热土上,已不复存在共产党专政的政权。世界上其他几个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不仅远离马克思列宁的故乡,而且均已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轰轰烈烈而起,凄凄寂寂而没。实践已证明,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建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其失败虽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必然之中。人类为这一社会制度所进行的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悲剧。它不仅未能使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过上理想的“天堂”生活,反而在作出巨大牺牲后加大了与原来先进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这一长时间的浩大的社会实践工程,付出的学费是惨重昂贵的,教训是深刻沉痛的。

  

二、关于黄苇町先生《苏共亡党十年祭》的断想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已有很多学者进行探讨。而影响最广泛论述最详细的当属黄苇町先生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说句题外话,苏共并未亡党,只是亡国。黄先生归纳苏东剧变原因有三: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停滞落后;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政治改革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三是苏东共产党被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所抛弃。黄先生的分析无疑是中肯的,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停滞落后,那就是说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它曾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引为骄傲自豪的“巨大优越性”之一。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败给了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公有制经济败给了私有制经济。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政治制度改革“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从表面看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打开民主闸门,导致在野反对派在俄罗斯产生,并在随后的公开民主选举中一举击败执政达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假设戈尔巴乔夫不搞民主政治改革,就不会有在野反对派产生;又假设不搞什么公开民主选举,苏共就不会丢失政权。由此看来错误确实是戈尔巴乔夫铸成。但我不同意“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完全无视民众的是非判断能力和民众对公共权力执掌者的选择权利。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政权是全体国民的政权,绝不是某一集团或政党的私产。俄罗斯政权的更替,不是在野反对派阴谋政变的结果,而是俄罗斯人民在时隔74年之后又一次公开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政治改革举措对于苏共少数统治集团利益来说,可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国家进步人民幸福来说,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戈尔巴乔夫毕竟没有中国政治家英明。中国政治家知道改一半留一半,想发财可以,要分享权力免谈。统治集团失去权力就是失去一切啊!戈尔巴乔夫傻乎乎地从最难处入手改革,一下子将政权交由人民选择,不失败才怪呢。但我们切不可过早地沾沾自喜。纵观俄罗斯近20年来在政治权力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全面改革,在经过当初的阵痛之后,已是愈来愈显示其前进活力。

  

至于说苏东共产党是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抛弃,此论极是。《苏共亡党十年祭》中记述了前苏联社科院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85%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共产党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苏共在很多老百姓的心中早已死了”。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早已不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实属必然。有人说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苏联人民当初的自愿选择,既然是自愿选择就不应当抛弃。其实这种推论毫无道理不值一驳。当初的选择不是永远的选择。人民早已不是古代的节妇,必须对掌权者忍辱负重从一而终。所以要说到抛弃的话,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背叛了人民,然后才被人民所抛弃。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恒古真理。

  

三、关于废除财产私有制的革命

  

继黄苇町先生之后一些学者在分析苏东剧变原因时,归结为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不民主政治。众所周知,国家基本制度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组成,也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由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集权政治制度组成。如果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导致停滞落后,无产阶级专政集权政治制度导致不民主的话,那就是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当初的设置即存在错误,苏东的失败实质上是社会制度选择错误导致的失败。结合我前面所说人类社会存在的两种私有制度分析可知,列宁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有二:过早地废除财产私有制和变相地复活权力私有制。而其中起决定作用又是后者。

  

错误根源之一:左派马克思主义领袖们借穷人阶级暴力革命之力,凭个人主观意志强力推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财产)公有制,超越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过早地实施人类财富占有上人人平等的制度,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在这里,我首先想简单说明一下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这三个概念的异同关系。这三个概念的基本要素都是财产公有,只是概念的外延不同而已。我在使用这三个概念时有混淆,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将现实社会发生的穷人(农民)阶级求生存的革命,与将来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废除财产私有制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合二为一”的革命。这种超越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合二为一”连续革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社会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科学地推导出来的。可以说,没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更加推导不出科学共产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蓝图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更没有战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人类最高理想社会,是人间天堂。根据马克思的设想,进入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必要的物质硬件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物质资料极大丰富。而且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一切先进国家或者至少是大部分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发动才有可能。虽然我不能确知两个“极大”的具体标准,但就目前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水平而言,至少应该是消灭了体力劳动,并从“小康”进入“大康”。到那时,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实乃人类社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合符规律的选择,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要实现人类这一远大美好的理想,需要全人类千百年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发展生产力和积累社会财富。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设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关系领域质的飞跃。事物在质变之前须有量变的积累。根据马克思上述论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二,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在达到两个“极大”标准之前的长时期的整个量变过程,都应该在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完成。

  

列宁领导的穷人阶级革命发生在分散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国家,人们的生存温饱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距离马克思提出的进入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两个“极大”物质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穷人阶级因为迫切要求平均财富而不愿意等待“瓜熟蒂落”;穷人革命领袖们因为急于在有生之年亲眼看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更不愿意等待“水到渠成”。他们认为,与其用千百年时间在财产私有制的“旧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积累社会财富,使穷人阶级忍受长时期被剥削的痛苦,不如先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然后再借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并积累社会财富达到两个“极大”的物质条件,最后全面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经济。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简言之,资产阶级革命是条件成熟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指废除财产私有制的革命)则是条件不成熟的革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所谓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凭个人主观意志建立的先进生产关系,再利用先进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力促进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所谓生产关系反作用力,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落后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桎梏和阻碍作用。这时废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对于被桎梏的生产力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的力量才是反作用力。世界上只有落后于或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决不可以有超越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更不可能有先进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力的反作用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用力不存在,何来反作用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们将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规律,硬是推导出一个“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逻辑难题,为推行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生产关系寻找合乎逻辑的理论根据。我们假设“鸡生蛋蛋孵鸡”循环逻辑成立,封建农奴社会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先进生产关系,那么奴隶社会也更有理由实行共产主义财产公有制。人类社会如果直接从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科学共产主义,将可以避免人类上万年人剥削人的历史。但如此以来,哪里还有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仅凭个人思想加个人意志就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了。这难道还不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吗?

  

理论如此,社会实践如何呢?

  

苏联建国74年,在国家尖端科技和国防军事工业方面发展很快,并挤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这只能证明财产公有制有利于集中国家财力人力办某一方面的事情,而不能就此证明财产公有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苏联在解体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过于沉重的军备负担和对外援助导致高积累少投入,有关人民生活的轻工企业发展缓慢,造成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况,以至经常发生抢购商品的现象。工人的工资长期维持在低水平,把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当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批判。而在苏联受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破坏最严重的是农业,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是农民。革命胜利后,为满足广大农民“均田地”的革命愿望,共产党将没收贵族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获得土地兴高采烈地努力生产经营开始富裕起来。但在革命胜利十几年后,斯大林针对富裕起来的农民又开始第二次革命,重新划分农村阶级,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同时采取消灭富裕农民的政策,将大批富裕农民关进劳动集中营改造。这种针对富裕农民的二次革命行动,引起大多数农民的不满和反抗,直接导致1400万头耕牛被宰杀,对农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结果是粮食连年减产,在一些地区还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严重饥荒。40年代,又扩大集体农庄规模,减少农民自留地,对农民个人经营的农畜产品征收很重的实物税,使农民怨声载道。扩大后的农庄,管理上的官僚主义更严重,经营状况更差。正因为这种所谓“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公有制经济和打击镇压勤劳致富的穷人阶级专政,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得苏联农业长期停滞落后,粮食产量直到苏共垮台都没有赶上沙俄时代的水平,革命70多年仍没有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其他东欧国家也是如此。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欧洲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特别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朝鲜与韩国,原来都属于同一个国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与北欧挪威芬兰是邻国,原来经济上也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竞赛”,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扩大到1:5。8;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到1:10;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也远远落后于挪威芬兰。朝鲜与韩国的发展差距我们更是有目共睹。就是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建设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数十年奋斗,生活在“具有无比优越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旦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时候,他们的优越感顿失,剩下的只有怀疑与反思。人们不得不作出如下残酷的结论:穷人阶级在专制落后国家进行革命,不顾与科学共产主义必备物质条件的巨大差距,违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仅凭领袖个人主观意志建立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谓先进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还延缓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针对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苏东国家一些领导人,如匈牙利的纳吉和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等都曾作出改革尝试,但均遭苏联镇压。中国是第一个从苏联模式公有制经济制度下成功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生产关系改革,是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混合型经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对于生产关系来说,它不是前进,而是撤退。但就是这一正确的战略性撤退,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不能凭个人主观意志而改变。

  

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下有关剥削的问题。

  

财产私有制对穷人阶级带来剩余价值剥削无容置疑。我要说的问题是:第一,人类社会发展是否需要剥削存在?第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财产公有制是否消灭了剥削?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内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头号当权派”刘少奇,解放初期在天津曾对资本家说过“剥削有功”的话,并在日后“文革”中为此遭受严厉的批判。人类社会发展究竟是否需要剥削?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劳动人民不生产剩余价值,富人阶级不剥削劳动者,那么社会财富将无从积累,社会再生产也无法组织,人类社会就不能发展进步。但是剥削必须有个使劳动者能够接受的合理限度,超过这个合理限度称为残酷剥削。残酷剥削是劳动者必须坚决反对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财产私有制,但是否就消灭了剥削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农民将土地上交给国家,也就成了赤贫无产阶级。他们付出比工人阶级更沉重的劳动,但得到的报酬比工人阶级更低更没有保障,甚至还闹饥荒大批量的饿死,更象是农奴阶级。他们难道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吗?工人阶级号称领导阶级,长期低工资低福利,仅够维持基本的最低生存,他们就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吗?或者说在财产公有制下创造的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不能算是剥削。但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被他人占有就是受到剥削,而不论占有者是个人还是国家。如果国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算作剥削的话,那么秦始皇修长城修阿房宫算不算呢?如果说这是掠夺不是剥削,可是掠夺比剥削更残酷十倍啊!虽然,国家积累和个人积累在所有权性质上不同,但劳动者所遭受的结果却没有不同。我不是经济学家,如对此问题的理解有偏颇,愿恭迎教诲。

  

四、无产阶级专政与权力私有制

  

错误根源之二,革命领袖打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变相复活权力私有制,这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

  

前面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是针对权力私有制的革命。资产阶级为了规范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避免掌权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复辟权力私有制和滥用权力,在推翻专制政权后针对权力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等各项权能,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经过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国家政治制度。

  

也许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这些国家早已废除权力私有制,无产阶级革命自然就不存在废除权力私有制的革命任务;也许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废除权力私有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对于敌人的革命成果不宜宣扬;也许是马克思真的与他的继承者列宁的观点一致,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只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针对权力私有制进行革命,更不需要实行政治地位上人人平等。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很少有涉及针对权力私有制革命的论述。就是在马克思生前唯一的一次短暂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过程中,对于巴黎公社废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建立无产阶级议行合一政权的实践,曾大受马克思的称赞和肯定。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当然地取代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等民主政治思想,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他所首肯的“议行合一”政治制度实验,也成为日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更改的“三位一体”政治制度的法定模式。

  

以苏联为“领头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导师列宁的指引下,在对待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腐朽的权力私有制上,走的完全是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他们从反对权力私有制的起点出发,经过一系列步骤和策略,最终又回到名为权力公有制实为权力私有制起跑线。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苏联政治权力制度变迁历程,就会明了权力私有制是怎样在苏联变相复活的。

  

1917年2月,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与其他穷人阶级革命政党以及富人阶级革命政党合力,打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推翻了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独裁政府,将国家公共权力夺回到全体国民手中。所以“二月革命”是推翻权力私有制政权的革命。

  

同年10月,正当国家筹建公权公有政治制度时,列宁领导苏联共产党武装夺取其他革命党组建的临时过渡政权,继而取缔富人阶级革命政党,逮捕其领导人。所以“十月革命”实际上是针对富人阶级的革命。至此,国家公共权力只属于穷人阶级所有。

  

1918年1月,苏联共产党在所有穷人阶级革命政党参加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列宁用枪杆子作后盾悍然宣布解散立宪会议。这实际上是宣告废除权力私有制的革命中途夭折,从此走向复活权力私有制道路的转折点。

  

1922年3月,苏联共产党经过4年战斗,彻底战胜其他穷人革命政党。苏共十一大报告正式宣布,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唯一合法政党。同时把其他穷人革命政党成员统统关进监狱。至此,国家公共权力只属于苏联共产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列宁生前已经完成了国家公共权力从穷人阶级所有向苏联共产党集体所有的过渡。

  

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上台执政。他先后实行五次党内大清洗,把苏联共产党内凡是不臣服于他的人统统格杀无论,其个人专制独裁血腥统治更甚于1917年2月革命推翻的老沙皇。至此,国家公共权力完全蜕变为个人手中的私有权力,斯大林完成了权力私有制的全面复辟。

  

经过此番轮回,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权力私有制政权,又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复活。“老大哥”如此,其他“小弟们”紧随其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复辟得更彻底,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全塞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把斯大林的国家权力个人私有制发展到家族私有制,所以最终落得被人民枪杀的下场。

  

当然,这种复活不是象中国袁世凯那样简单地复活封建帝制,而是在螺旋式上升后更高阶段上的复活。他们不称“皇帝”,但叫“万岁”;他们不说“朕即国家”,只说“谁反对我就是反党”。他们也借用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政治制度,但在实质权能内核上却进行合符权力私有制使用要求的改革。所以,我们要了解苏联“老大哥”国家公共权力的私有制性质,同样必须对照人类历史上权力私有制的各项权能内容进行解剖。

  

首先看权力的占有。

  

第一,他们在任期制的幌子下全面复活权力终身制。各国穷人革命领袖们,除列宁英年早逝外,其他从斯大林以下的铁托。霍查。齐奥塞斯库。昂纳克。胡萨克。卡达尔。日夫科夫,到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罗等等,无不是“不到入土逝不休”,死死地霸住权力不撒手。更有甚者,他们在最高统治者权力终身制同时,还创造出一个“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起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集团。从小到一个不能再小的“干事”,一旦获得“干部”职称,便荣幸地迈进统治阶级门槛,终身为官,不再为民。新的不断涌进,老的或“因人设事”,或“人走而茶不凉”,于是这支不断壮大的浩浩荡荡的“干部”统治阶级队伍,不仅终身占据着国家公共权力,而且越来越成为民众甩不掉的沉重负担和包袱。

  

第二,摒弃分权制,复活集权制。在横向分权方面,自从列宁用枪杆子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再没有实行真正的分权。他们在形式上虽然也设有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分权机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自上而下地另创立一整套权力集中机构,即各级执政党的权力机构。这样一来,国家就出现了两套并行的权力机制:一套明的,一套暗的;明的是分权的,暗的是集权的;明的是形式的,暗的是起决定作用的。国家法律赋予国家各权力机构的立法执法司法等一切权力,通过“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部收归各级党委,而各级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一人之手,这样就为复活个人集权提供了横向组织制度保证。比如立法权,哪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可以因最高统治者权力运作的需要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弄得面目全非,形同儿戏。行政权更是如此,国家大小政事都必须报告最高统治者圈阅方能实行。司法权更是紧抓在手,法官完全没有独立办案权力,办案实行“先定后审”,即对被告如何惩处早在开庭审理前已由党委作出决定,然后由法官走审判形式过场。苏联30年代“肃反”枪杀了多少不肯臣服之人,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

  

在纵向分权方面,屏弃资产阶级地方官员选举制,复活封建专制的地方官员任命制,这样又恢复了权力私有制下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种任命制能确保下级对上级的“忠心耿耿”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复活个人集权专制必不可少的纵向组织制度保证。通过上述权力空间纵横两方面的集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制度,实现了从“分权”的形式,到“以党代政”的实际,再到“个人专制”的实质,完成了复活权力私有制的组织制度设置的陈仓暗渡。加之前面提到的权力终身制,所以无论是时间占有或是空间占有,都复辟了封建帝王对国家公共权力的绝对占有或曰绝对控制。

  

再看权力的使用和收益。

  

第一,大树特树领袖个人权威,这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权力使用一大特色。斯大林及其御用文人掀起的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超过俄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沙皇,是各国共产党领袖制造个人迷信的鼻祖和榜样。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紧随其后,除了山呼“万岁”之外,文化大革命风行一时的“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更是历代帝王望尘莫及。这种疯狂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方面给领袖们带来精神上无限的享受和满足,更重要的是给领袖个人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领袖们利用个人权威给个人专权造势,为复活专制独栽和滥用权力扫除思想理论障碍。上面“一句顶一万句”,下面“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第二,蔑视法律权威,恢复封建人治政治,这是苏联模式国家权力使用又一大特色。他们通过前述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用领袖个人权威代替法律权威,用领袖个人掌控的党的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用如下策略消除法律对其复活权力私有制的限制:其一,在不愿立法领域尽量不立法,或者只立一些象征性的不可操作的对恢复权力私有制没有制约作用的法律原则;其二,在人治的大环境下,法律成为领袖手中的泥娃,可以根据领袖个人权力运作的需要随时修改,君不见斯大林为了办理基夫暗杀案的需要,在基洛夫被暗杀的当晚,一条圣旨就把苏联刑事诉讼法改得面目全非吗?其三,在领袖个人权力与党的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领袖为维护巩固个人权力私有制的需要,干脆公开置法律于不顾,视白纸黑字法律如废纸,象封建皇帝一样凭圣旨治天下,斯大林的“肃反”和毛泽东的“文革”无不如此。这样一来,资产阶级革命后用法律建造的阻止国家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有力屏障被穷人阶级革命领袖们撕得粉碎。

  

第三,公开剥夺和最大限制公民的各项自然权利。鉴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和政治地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无可否认的进步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法律上也规定,公民有人身权利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政治自由。但同时,他们又将公民划分为“敌人”和“人民”两部分,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柄权力万能宝剑,将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自然权利或公开剥夺或最大限制。

  

对于“敌人”当然是公开剥夺。列宁公开宣布;“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侵犯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在巩固穷人阶级政权和废除财产私有制阶段,剥夺阶级敌人的各项公民自然权利或许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初始阶段剥夺穷人阶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而我以为,相对于国家政权公正公平性和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说,这种“公开剥夺”仍然是弊大于利。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对“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否定,是一种历史倒退。对于阶级敌人,人民政权立法机构有权立法,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处治,无须剥夺其自然权利。更何况“人民”和“敌人”界定的随意性,为日后专制独裁者在革命队伍内部党同伐异大开杀戒埋下了制度上的祸根。

  

对于人民,虽然依法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在另一套法治之外的人治权力统治下,这种权利和自由也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

  

比如言论出版自由,必须首先服从列宁提出的“思想统一”和“舆论一律”原则。何谓“思想统一”呢?其实就是领袖怎么想你就应该怎么想,否则就要或是自我反省纠正,或是遭受批判洗脑。无论国家多少亿人只允许领袖一个大脑想事,这就叫思想统治。连想都不允许胡思乱想,还能允许你胡说八道吗?于是乎又有“舆论一律”不成文的政策。何谓“舆论一律”呢?其实就是领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舆论一律”是极容易办到的。一张样榜报,一本样榜书,一个样榜戏,其他所有言论出版自由都必须在领袖划定的样榜圈内跳舞,否则或是棒杀或是批判围剿,自然就“舆论一律”了。对于“舆论一律”我是深信不疑的。但对“思想统一”我却很不以为然。权力可以做到不许人们乱说乱动,但还真能控制人们胡思乱想吗?自我反省也好,批判洗脑也罢,表面检讨服从,内心呢?不是有“口服心不服”之说么?苏联“思想统一”了70余年,结果怎样?1991年人民一投票,苏共傻眼了,眼睁睁被人民所抛弃。70余年的“思想统一”,抵挡不住叶利钦几个小时的现场演说。所以我认为,所谓“思想统一”和“舆论一律”,除了有利于领袖推行个人专制独裁和复活权力私有制之外,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思想统一”“舆论一律”其实是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党,只迷信领袖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陪审员司法制度,就是建立在相信人民群众的是非判断能力基础之上。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司法专业领域尚且可以相信人民群众的是非判断能力,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么反而不相信人民群众对于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极其简单的判断能力了呢?管天管地管说话可以,难道还管得了人心向背么?

  

再如结社自由。列宁早在1922年3月苏共十一大上就公开宣布:“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将原来与苏共一起参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革命的其他党派统统镇压。不仅如此,就连工会这样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基层组织,也由政府派出终身制官员进行领导和控制,好象号称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连一个自己的群众组织也不会“结社”了似的,或者说工人阶级政党也不放心由工人阶级自己结社。工会如此,遑论其他结社自由?

  

至于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是异化为对掌权者的衷心拥戴集体表达方式。当然也会有针对掌权者错误政策不满的游行示威,但这时统治者又祭起“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这面大旗,将群众的抗议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随之予以合乎逻辑的镇压。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就是国营工厂工人为增加工资向政府部门请愿遭拒绝而引起的流血镇压事件。波兰机械工业部长面对工人代表提出罢工游行以示抗议时,公然宣称:“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结果也确实如此,波兰政府最后出动坦克予以镇压。还有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数十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苏联前后两次出兵镇压,共死亡2700人,另有20余万人逃往西方国家。苏东剧变后该事件被称为“人民起义”。中国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时也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

  

可以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制度在归还民众各项自然权利这一点上,玩的是“明予暗夺”的权术。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在名义上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但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集权高度统一和残酷镇压的权力私有制体制下连基本的话语权也未得到,甚至在遍地饥荒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的情况下,还要高呼“万岁”而“毫无怨言”。

  

第四,滥用权力,无情打击,残酷镇压,疯狂杀戮,以巩固维持领袖个人权力私有制。这方面斯大林超过古今中外一切帝王创造了专制残暴新世界记录。他在苏联共产党内先后组织了五次大清洗运动,共有数百万共产党员被清洗。特别是他在1935年利用基洛夫暗杀案掀起的第五次清洗大高潮,更是惨绝人寰。基洛夫原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由于自己的才华,全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享有很高声望,而且独立性强,坚持自己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到1934年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1934年初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很多中央委员酝酿选举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基洛夫上台讲话下面的掌声持续时间超过斯大林。中央委员选举得票数基洛夫最高,只缺3票;斯大林得票数最低,缺270票。如果按照封建专制私有权力制度分析,这确实是“功高震主”,冒犯了权力私有者的大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苏共特务暗杀。斯大林以此为突破口,在苏联掀起长达七年之久的“肃反”血腥大屠杀。不仅将不利于他推行权力私有制的苏共干部捕杀殆尽,而且将参与捕杀行动的鹰犬——苏联特务也一而再地轮番杀人灭口,哪怕是特务头子杀人魔头雅哥达和叶若夫也先后死于斯大林枪口之下。据统计,这次大清洗有120万党员干部被杀害或判刑;苏共十七大代表1966人,有1108人被捕;139名中央委员有98人被处决;乌克兰120名中央委员只有3人幸免于难;5名元帅3名被杀;80名最高军委委员75人被杀;总共10名二级军团长全部被杀。更为残忍的是,针对那些在酷刑用尽尚不招认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就以株连妻子儿女相威胁,甚至当面强奸涉案人员的女儿逼取口供。这哪里还有一点国家公共权力的气味,简直比土匪黑帮都不如,遑论“先进性”?!到这时,斯大林已从一个封建专制独裁者变态为一个杀人魔王。而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内务部(即克格勃)也蜕变为斯大林的个人杀人工具。

  

第五,在复活权力私有制的情况下,当权者针对社会物质利益分配,制定出一方面最大地压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方面公然为统治阶级——领导干部队伍规定一系列非公务性特殊物质利益待遇。如领导干部高薪制(高低比为50:1);领导干部兼职多份薪水制;向领导干部秘密发放额外工资附加款(多达工资1~2倍);内部高档低价商品供应制;领导高档别墅住房制等等。就是“红色作家”高尔基,住的也是宫殿一般的别墅,为他服务的人近50人,每天还有食客数十人,“过着封建领主般生活”。御用文人尚且如此,御用者更不待说。这还仅仅是公开允许的物质享受特权,比起那些利用复活的权力私有制暗中大量进行的贪污和贿赂交易窃取的财富来说,只能是冰山之一角。所以在复活权力私有制之后,权力私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的封建弊病也随之复活,广大劳动者在实行财产公有制之初取得的社会财富占有上人人平等的地位,也随之化为泡影。

  

最后是权力的处分。

  

受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封建权力世袭制,实行普选制的影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力处分上,除了朝鲜古巴等个别国家顽固地悍然恢复权力世袭制以外,其他一般也实行选举制。但是,这种选举制是在进行了适应于权力私有制运作的各项改革手术之后的具有权力私有制特色的选举制。特色之一,权力只属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共产党,所以被选举人只能是共产党;特色之二,实行等额选举,选举人没有选择余地,“舍我其谁”?特色之三,等额候选人由“钦定”产生,不得公开竞选要官;特色之四,实行间接选举,不得让人民直选,以免破坏“钦定”选举意图;特色之五,连选连任,不得危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了上述大刀阔斧的改革手术,就把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旨在将国家公共权力最终处分权归还人民大众的民主选举制,改造成了实现领导个人权力私有组合意图的“钦定选举制”。那体现公民权利的“神圣”的一票,也就演变成了与国家公权处分相距遥远的应付风景的彩票。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干部特权制度中,有一种“干部子弟培训学校”制度,干部子弟在这种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苏联统治阶级队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权?这实质上是封建权力私有制下权力世袭继承制在社会主义制度新形式下的复活翻版。

  

通过上述解剖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尽管苏共统治阶级披着温情脉脉的“公仆”面纱,把广大人民供奉到“主人”的高位,仍然掩盖不了他们复辟封建权力私有制的实质。正因为他们复辟了权力私有制,所以遭受到革命营垒内外的质疑和攻击。针对质疑和攻击,他们又打出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这面大旗予以回击。他们的逻辑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又因为无产阶级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所以也就是比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更优胜千百倍“的更高形式的民主;再因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更高形式的民主,所以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也就是人类社会最先进最完善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亦或是其他穷人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段,实行革命阶级专政毫无疑问都是必要的,否则将归于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和巩固政权,在打倒剥削阶级消灭财产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的特定历史阶段,实行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穷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享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民主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特定历史阶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毕竟是暂短的。在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财产私有制,建立了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之后,在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千百年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确是一个无论在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理论上的正确与否我这里暂不讨论。单就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后,长达数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实践来看,实事求是地说是不成功的。教训究竟在哪里?简言之,我以为问题还是出在复辟权力私有制上。

  

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的专政一点都不错,但它的前提必须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确实在行使专政权力。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在复辟权力私有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演变为领袖个人的专政,无产阶级已经一步一步地退出专政的队伍这是不挣的事实,我在前面已有详述。而领袖又用一系列不等式与等式相混淆蒙蔽世人同时也蒙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领袖个人专制这是常识,但为了使复辟的权力私有制符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于是将不等式偷换成等式,变成领袖个人专制等于共产党专政等于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领袖个人专制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反革命。这种等式与不等式的偷换实际上是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黑白颠倒,既为反动落后的权力私有制复辟披上合法的外衣,又为镇压革命进步的民主自由思想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先后五次大清洗,就是反动落后的权力私有者对革命队伍内部进步民主人士的大屠杀,名为“肃反”,实为“反肃”。

  

无产阶级民主也是如此。如果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权力私有制之后,即建立真正的国家公权公有民主政治制度,真正地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无产阶级民主无疑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的民主。果真这样,革命营垒内部也就没有了质疑的理由,外部也就没有了攻击的口实。可事实并非如此。革命领袖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后,不去吸收资产阶级革命废除权力私有制建立国家公权公有民主政治制度的人类文明进步优秀成果,而是有步骤地复活权力私有制,直至走上封建帝王个人专制独裁的老路。同时,他们又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将实质上的个人专制强说成是无产阶级民主,然后与资产阶级比人数多寡,最后得出“专制比民主更民主”的极其荒唐的结论。人所共知,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一种国家公权公有的政治制度。民主首先必须是权力公有制,专制只能根植于权力私有制。复辟权力私有制必须扼杀民主。实行民主必须废除权力私有制。世界上决没有什么“权力私有制的民主”,也决没有什么“权力公有制的专制”。所以,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废除了权力私有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还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民主,概莫能外。如果在制度形式上和权能内核上均废除了权力私有制,则是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如美国等民主共和制度;如果在制度形式上有所保留,而在权能内核上废除了权力私有制,则是不完全彻底的民主政治制度,如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度;如果在形式上废除,而在权能内核上保留或复辟权力私有制,则是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虚假的民主政治制度,斯大林式的“大多数人民主”、萨达姆式的“百分之百民主”,均是。我们如果丢开权能内核只看形式表象来确认民主制度,然后凭人数多寡确定优胜,那无疑中国这个人口泱泱大国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里我想说一下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组织原则。它的通俗解释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为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或者作为制定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无疑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没有民主是专制;没有集中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人人向往的。可问题的关键是,基本原则或者基本指导思想不是具体制度,更不能代替具体制度。正象制定一部法律一样,不能只制定前面第一章基本原则就没有了下文,这样的法律没有操作性,若如此这部法律将无法实施,就如同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如法官用这样的法律做准绳,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导演出各种悲喜剧。社会实践也正是如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广大民众无法从这一基本原则得到任何民主权利的保障;而专制独裁的领袖们却可以从这一基本原则中找到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理论根据。这样一来,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变成“圣旨指令下的民主”;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变成披上民主外衣的独裁,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了领袖们复辟权力私有制所必须供奉的进退自如变换莫测的权力魔方。

  

穷人阶级被当初参加革命打倒富人阶级并分得财产的欢欣鼓舞所陶醉,误以为只要消灭富人阶级并实行财产公有制便是穷人阶级的天堂。殊不知废除财产私有制并不等于废除权力私有制;而保留或者复辟权力私有制更是穷人阶级革命的最大错误。在消灭了富人阶级之后的漫长岁月中,穷人阶级也饱尝了复辟权力私有制所带来的痛苦,最终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兴趣。黄苇町先生说:“残酷的事实是,甚至连工人阶级也不再留恋这个工人国家。”我说这个国家首先已不是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而是少数新兴的权力私有者的国家。“术法不可久弄”,“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工人阶级一旦醒悟,他们抛弃的绝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抛弃了权力私有者。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废除权力私有制已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大趋势,当然也是苏东国家广大民众的基本要求。谁能代表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拥护谁,而不看他们披的是什么外衣!

  

五、农民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进程探讨

  

现在再回到苏东失败的话题。

  

黄苇町先生说:“为正确总结教训,法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中举办了有20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大讨论。经过讨论,人们从思想上明确了,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行不通,而是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它的基本原则。”“有20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大讨论”规模不可谓不大,讨论也不可谓不民主不充分。我没有看见讨论内容,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些社会主义理论应当行得通,也不知道苏东国家的共产党都背离了哪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按照逻辑分析无非两种可能的讨论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也不区分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进步与落后,都“不是行不通”,只要穷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苏东国家当初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错,只是错在他们的具体执行政策,如放弃阶级斗争和镇压反革命,又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选举等等。如果讨论出这样一种结果,难免使人产生以下疑问:法国曾经是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地,也是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政治制度,都比苏东更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作为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法国共产党却为什么又袖手旁观?坐着说话不腰疼。他法国共产党将“不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试试,看是否真能行得通?

  

说到这里,我想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谈点粗浅看法。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的理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它首先应该是属于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虽然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既然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就必须具备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

  

科学共产主义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它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发达更富有的社会。贫穷落后不是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第二个特征是必须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废除权力私有制。保留权力私有制的社会只能是封建社会或者半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生的更理想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是废除权力私有制的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还保留任何权力私有制的遗迹,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可能例外。第三个特征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混合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概言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极其发达富有的、在政治地位上和财富占有上均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三个特征,第一个是客观物质条件,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人类社会制度,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认为,只有上述三个特征同时具备的社会才能称得上是马克思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具备第二个特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只具备第三个特征的是封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可以同时具备第二个和第三个特征的应当是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置前述第一第二两个条件于不顾,只拿生产资料公有制说事,以至拨弄出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因为现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尚且不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当然也就没有产生过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假如以这个标准衡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根本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只能算作封建社会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落后的社会,必然要遭淘汰,法国无产阶级难道会拥护吗?

  

第二种可能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不是行不通”,在封建农奴地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是“行不通”。所以,苏东国家当初穷人革命夺取政权后立即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讨论出这样的结果,则与中国穷人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40年代的分析不谋而合。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就预计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穷人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并夺取政权。对于穷人夺取政权后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定位,以及这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清醒而明确的阐述。

  

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在这里很明确地断定,农民革命必须经过废除权力私有制的民主革命阶段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否则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备的政治条件。

  

毛泽东分析“现时中国,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政治,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经济,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文化。”所以,“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备的经济条件。

  

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针对权力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以上论述可以明确,在经济落后国家发动的农民革命不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更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革命阶段不能超越,也不能合二为一。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在贫穷落后的封建地殖民地半封建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穷人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社会历史进程将改变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相对于富人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制度上有所不同,但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使命上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人类社会最终消灭财产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充分的物质条件准备。

  

毛泽东将农民领导的民主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农民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设计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进行了描绘。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包括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特点,一是必须废除了权力私有制的彻底的民主政治制度;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专政。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什么是“节制资本”?毛泽东引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内容予以解释:“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毛泽东郑重宣告,“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由。“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种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对于农村经济,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特点,一是保留财产私有制;二是满足穷人革命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要求。经过几十年所走过的曲折反复道路,我不得不惊叹毛泽东当年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设计的经济制度的正确。不管毛泽东建国后出于什么原因改变了初衷,仍然难掩毛泽东思想当年的光芒。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回归毛泽东当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总之,毛泽东当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充分地满足了农民革命的基本要求,实际上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或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六、人类社会对两种私有制的不同取舍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社会根据财产所有制和权力所有制的不同结合方法,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形式。

  

第一种是财产私有制和权力私有制相结合的社会制度。这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制度因为权力私有制压迫着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阻碍着财产私有制积极作用的发挥。而且因为权力私有制在政治上的奴役和经济上的掠夺,同时产生严重的危及人民生存的制度性腐败,导致国家周期性的大革命和政权更迭,所以社会发展缓慢。

  

第二种是财产私有制和权力公有制相结合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制度因为废除了权力私有制,实现了人类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解除了对人类个性自由发展的束缚,所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它仍然是在财富占有上不平等的社会。

  

第三种是财产公有制和权力私有制相结合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制度因为废除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还起着促进作用的财产私有制,保留和恢复了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权力私有制,“该去的不去,该留的不留”,进退失据,所以束缚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经过短短几十年试验后被淘汰。

  

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果能付诸实施的话,也应该归入第二种社会制度形式,区别只是阶级利益侧重点不同。

  

至于马克思设想的财产公有制和权力公有制相结合的第四种社会制度,是人类最富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因为条件限制至今未有社会实践,其优越性如何自有后人评说。但我斗胆地说,假如苏东国家在农民革命胜利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财产公有制思想的同时,也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真正地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废除权力私有制,实践马克思设想的第四种社会制度,其社会效果将会如何?至少应该优胜于第三种社会制度吧?绝不可能象苏东剧变那样满盘皆输。

  

因此我的结论是,无论是富人革命还是穷人革命,首要的革命任务是向权力私有制宣战。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人类社会健康发展进步,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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