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与权力错觉

作者:拾月霜寒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下令把40吨黄金装船,运抵台湾。这批黄金,一直被很多“学者”津津乐道: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奥秘。

  

我们来看另一个数据:

  

60—70年代,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年代里,毛泽东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按照当年的黄金价格来计算,最保守的估算是:折合黄金1200吨。

  

是的,你没有看错,是1200吨黄金。我曾经把这个数字计算为120吨,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数学了。

  

此后,毛泽东援助越南,200亿美金。我们仍然用最保守的估算,按照1975年的汇率(最低)来计算,折合:黄金4400吨。

  

只此两项外援,共计黄金5600吨。

  

如果台湾经济起飞的资金数字是40吨黄金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时代,至少140个台湾省经济起飞的资金,被毛泽东政府无偿做了外援。

  

而同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60年代初,中国处于严重的饥荒状态,3000多万人饿死。

  

在国人传统的印象里,富家容易产生败家子。然而,20世纪以来,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更容易出产这类败家子。因为新时代的败家子们,有了一个先进的制度武器,它的名字叫做:公有制。

  

什么是公有制?或者,什么是私有制?

  

为了看得更清晰,在这里,我们把概念简化一下:所谓私有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钱,留在老百姓的手里;而公有制,是把老百姓的钱,用各种方式收集起来,放进政府的手里。具体的说,就是放在政府官员的手里。

  

我们仍然以毛泽东时代的黄金为例:毛泽东把5600吨黄金无偿外援,5600吨黄金,平均到每个国人手里,不到7克(当时的国家人口8-10亿)。这点钱,微薄得不足以维持生存。但是,如果从每个人手里剥夺7克黄金出来,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就是一座金山——哇,原来,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钱嘛!所以,对外送一些有什么了不起。

  

制度会制造悲剧,因为制度会制造错觉。在公有制度下,即使最贫穷的国家,政府也会产生一个幻觉:这么多的钱,该怎么花呦!现代的官员说:有权的感觉真好。事实是:当权力掌控公共财富,而且不受监督的时候,有权的感觉才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花钱的经历。手头宽裕点的时候,花钱的感觉,很爽,这是花自己的钱——但是,亲,我告诉你,如果是花别人的钱,这个感觉会更爽。为什么今天的各地政府,拼命的上项目、搞建设、做投资?那是在花钱,花别人的钱,这事很爽,而且,很容易上瘾。

  

花钱的同时,当然要赚钱。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历了1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同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高列世界第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等,无一不成为权力牟利的工具。当政治权力可以合法的聚敛财富,它是不会休息不知满足的。

  

为什么新政权仅60年,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腐败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当权力失去监督约束,权力的手,一定会伸进老百姓的口袋里,把老百姓私有的钱抢过来。那么,在公有制度下,社会的各项资源,依法的已经在官员的手里了,连抢的动作都省了。

  

而且,这类腐败,是无形的。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常有这样的觉悟。因为钱在老百姓的手里,盘剥的过程,是看得见的。而今天,一个贪污腐败官员的负罪感,是最低的。因为,钱是“公家”的。这是公有制下,权力常常产生的另一个幻觉:公共财富,是无主的。这样的政府财富聚敛和腐败,一定会制造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公有制的弊端越是严重,改革的难度越大,因为浸淫其中的权力幻觉越美妙。

  

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存在。在民主运行顺畅的国家,这是民主监督、法制监督的首要地带。当公有制泛滥,而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时候,公有制就成为一场灾难。

  

这是今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一个死结。

  

201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载文,《认清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对市场经济,或称私有制经济表示不屑,文章说: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执笔此文的,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

  

在不久前的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在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一名自称“独立学者”的男子起立抗议:美国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经济。抗议者高呼口号,并向与会者散发他的传单:《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此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建议中国加大私有化的改革力度,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多年的话语体系里,“私有”是个丑恶的概念。“私有”即意味着个人所有,是剥削、压迫、损人利己的代名词。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就好的多,几乎是公正、无私、崇高与奉献的化身。

  

概念是最容易欺骗人的。

  

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私有制”。一种叫做财产私有制,一种叫做权力私有制。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公有制,一种叫做权力公有制,一种叫做财产公有制。

  

吊诡的是,这四种所有制形式的组合往往是:(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制)以及,(权力公有制+财产私有制),而前者习惯性的被称做“公有制”,后者被叫做“私有制”。

  

其实,到这里已经不难看出,当作为国家公器的政治权力私有的时候,全部的国民财产公有(严格说应该叫做:国有)。这就等于是说:国家是私有的——财产是国家的——财产是权力私有的。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所谓的“公有制”,其实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私有制。对于国民来说,事实上一无所有,但是在名义上,却拥有整个国家。

  

私有制的恶名,还来源于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改革。

  

上世纪90年代,一部分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以此为契机,许多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请注意,这个私有化改革,是加了双重引号的。这场改革的主旨,是把企业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私人。而改革是由谁主持的呢?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主持的。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下,沦落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

  

这当然不是什么改革。打个比喻就是:此前,国有资产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里,国民在栅栏外有观赏权,官员可以随意侵占这些资产,也可以糟践这些资产,但需要不时的向观众说:看,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而“改革”之后,国有资产从官员的院子里搬进了屋里,公众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财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权力私有的深化和深入。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权力抢劫”。

  

当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

  

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在完成了“权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确定了公共分额之后,这些企业被转让给私人经营。不过,私人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前提是:获得企业功会的许可。于是,资方和工人GONG会漫长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如何满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为资方最头疼的问题。至于侵犯工人权益的经营手段,想都不要想。经过这样的一番私有化之后,工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可见,当权力公有的时候,私有的资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权力不敢侵犯“权利”,资本也会受到应有的约束。

  

需要补充的是:在苏联以及东欧的改革过程里,很多企业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些企业最终被荒废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方受挫,工人失业——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和个人在这一结局里,都收获了一样东西:公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收获,比一个高亢的GDP数字重要的多。

  

如前文所述,一个(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制模式是最糟糕的,那么,一个(权力公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制模式,结果又是怎样呢?

  

事实上,公有制,或者叫做国有制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多有尝试。最典型的,当属上世纪20年代的瑞典的社会主义改革。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国有化。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很快暴露无遗,瑞典经济恶化,很快陷入困境。1924年,仅四年之后,联合政府AA下台,国有化运动被终止。

  

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这里面的逻辑其实简单:一个经营者用自己的钱投资,收益和损失由自己负担,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就有可能去跳楼,所以一定会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经营,效益与自己关联不大,这自然要轻松浪漫的多了。政府作为一个权力部门成了投资商的话,不滋生腐败已经是奇迹,赚钱?做梦去吧。

  

在1920年代的瑞典,社民党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生产方式,而是分配方式。企业必须私有化,而分配必须社会化。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共同经营的私有制形式。由独LI的工会来保障劳工利益,政府通过税收等分配财富,建设福利社会。今天的瑞典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近53000美元,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高福利,基尼系数0.3,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民主制度及时纠正了国家经济的政策失误。这是“权力公有制”的优越性,虽然有失误,但是可以很快回头。当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人民才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这叫作“万恶的资本主义”。

  

1932年,瑞典社民党通过大选上台,连续执政44年。这是在多D制体制中实现了“一党XX执政”。

  

企业,或者国家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也许不易回答。但是,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却是个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而经济形式的公有制(国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在今天也已经是一个常识。当然,这个常识被人为的掩盖着。确实有人不懂这一常识,不过有些人,某些专家或学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准确的说是,揣着明白卖糊涂,而已。

  

所以,在权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时候,讨论国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国家资产放在官员的院子里好,还是放进官员的屋子里好?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的成为“权力抢劫”的道具。今天的许多关于经济领域公有还是私有的讨论,都是在做一个伪命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愿意公共资产放在官僚集团的屋子里,也不愿意放在他们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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