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

作者:知原

注:本文原稿是2001年1、2月份写的,四年后我有了更多的想法和更深的认识,所以对原文作了重大修改。

私有制与公有制是目前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但我发现人们在谈论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时候,都只谈论的是“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种形式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那么何为“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呢?所谓“政治私有制”或“政治公有制”,就是指建立在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私有”或“公有”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同理,“经济私有制”或“经济公有制”则是建立在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我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是从家族性质的角度讲的,而非从个人性质的角度讲的,即衡量一种制度是私有、还是公有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实行的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如果一种制度实行的是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私有制的;如果一种制度不是实行的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公有制的。比如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实行的就是私有制,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父母可以将其财产世袭给其子女,或者说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注意:我认为世袭和继承只是一种逆向表述的关系,即世袭是“父母→子女”的表述,继承是“子女→父母”的表述,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种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再比如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实行的就是私有制,因为当时的父母是可以直接将其社会地位或政治权力世袭给其子女的,或者说当时的子女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其父母的社会地位或政治权力(当然,由于中国古代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因此当时的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主要是针对男性而言的,女性一般没有这种权力)。

为什么我不从个人性质来讨论私有制和公有制,而只从家族性质来讨论私有制和公有制呢?因为我认为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意义不大,私有制和公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才有意义,是因为有了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才有重大意义。如果财产和政治权力不能世袭或血缘继承,那么这种财产和政治权力终归是有限的,在其生命结束后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将其财产和社会地位世袭给其子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对个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进行限制,而不会允许个人积累庞大的财富和极大的政治权力。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将其财产和政治权力世袭给其子女,却又不对个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作限制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个人在其生命要结束之前将会如何处理他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呢?善良的人会将他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交给社会、交给公众,但是邪恶的人却会随意挥霍他的财富和滥用其政治权力。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将其财产和社会地位世袭给其子女,那么这个社会必须会实行相反的制度――公有制,并且会建立与公有制相配套的其它制度,将个人的财富和政治权力限定在其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因此,我认为通常所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是有很大缺陷的。通常所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是按能使其财产增值的生产资料是否个人占来区分的,不能使其财产增值的消费资料是不算的。这种意义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主要是指经济私有制和经济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另一方面它主要指的是个人性质的,而非家族性质的,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制度的深层基础,而只是其浅层表现而已。

如果按家族性质的经济所有制来看的话,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因为他们的经济都是建立在财产的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基础上的,因此其经济制度本质上实行的是经济私有制。在我看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试图在财产的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的基础上构建“公有制”,而真正的公有制只能是建立在非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公有制第一步就是要消灭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然后才能在其基础上着手建立相配套的其它制度。

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很聪明,创立了很多新观点、新思想,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的提出就是重要的一点,但随着知识的增多,我才发现我所悟出的很多观点早在前人就已经产生了。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失去了思想的独创性;但也让我感到我的很多思想远非一些人所说的不实际,而是很实际,因为早在前人就有了,这说明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说明了我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关于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 洛克的政治哲学”中就有表述:

“世袭主义在政治里差不多已成泡影。在我一生当中,巴西、中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绝踪了,换上一些不志在建立世袭朝代的独裁者。贵族阶级除在英国而外,在欧洲各处都丧失了特权,在英国也无非一种历史性的形式罢了。

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切还是很近的事,而且和各种独裁制的抬头大有关系,因为传统的权力体制已被一扫而光,为成功地实行民主所必需的习性还未暇成长起来。倒有一个大组织从来不带一点世袭因素,就是天主教会。各种独裁制假若存留下去,可以逆料要逐渐发展一种政治形式,和教会的类似。

就美国的大公司说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些大公司拥有和政府的权力几乎相埒的权力,或者说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一直是拥有的。

奇怪的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范围内几乎没有起丝毫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我们仍旧认为理所当然,人应该把财产遗留给儿女;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承认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但是经济朝代活下去。现下我既不是发议论赞成、也不是发议论反对这样地不同对待这两种权力;我仅仅是指出存在着这事情,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读者试想一想,由大宗财富产生的对他人生命的支配权要世袭,这在我们觉得多么自然,你就更能了解,像罗伯特?费尔默爵士那种人在国王权力问题上如何会采取同样的看法,而和洛克抱一致思想的人们所代表的革新又是如何之重大了。

要想了解费尔默的理论如何会得到人的相信,洛克的反对理论如何会显得有革命性,我们只消细想一下当时对王国的看法和现在对地产的看法是一样的。土地所有主持有种种重要的法权,主要的是选定谁待在该土地上的权力。所有权可以通过继承来传让,我们觉得继承到了地产的人,便对法律因而容许给他的一切特权有了正当要求资格。然而究其实这人的地位同罗伯特?费尔默爵士为其要求而辩护的那些君主们的地位一样。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庞大地产,其所有权是西班牙王所实际赐予,或伪托是他所赐予。他所以有资格作出那样的赐予,无非是(一)因为西班牙信奉和费尔默的见解类似的见解,(二)因为西班牙人在交战中能够打败印地安人。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受到他的赐予的那些人的后代继承人有正当的所有权。恐怕到将来,这事情会跟费尔默在今天显得一样荒诞吧。”

我最先是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提出政治所有制的概念的,一位朋友看后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很有意义,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他要我阐述的更详细一些。《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就是为了更详细的阐述政治所有制而写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朋友也认为这一理论的确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不过也有朋友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学中的概念,用在政治中不太妥当。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认为概念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的。我们在描述新事物、新认识时常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借用一些与新事物、新认识有共性的老事物、老认识作类比性描述的,这样容易让人较迅速的掌握其要领。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自由民主理论的书,发现一些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是借用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来阐述自由民主制度的,他们称议会为政治市场,那些竞选的各党派就相当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公司,他们在议会这个政治市场中通过竞争以决定胜负。既然这些著名学者借用经济术语描述政治现象能被接受,我认为我借用经济术语描述政治现象也应该是能被接受的。

另外,wdyan网友看了我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应当用“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代替知原的“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作者认为,“知原把“公有制”、“私有制”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概念,笔者对此有异议。把经济术语用于政治领域当然是应该的,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二者当然是相通的,更不要说术语上的相通。”“把“公有制”、“私有制”引入政治领域,对于理解在政治领域长期存在的权力的私人占有和全民占有很有裨益,私人占有权力的制度当然就是权力私有制”“知原的作为当然是创举,但还很不完善,尤其用“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样的概念并不严密。实际上政治本身无所谓公有私有的,政治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集体的,针对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叫政治都是不当的,更不要说是个人占有政治。政治无论如何都是全体民众的事情,只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权力——从形式上必须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行使,这才出现了权力的公有私有问题。知原的本意也是想说权力的公有私有,但却把概念定为“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是把概念生搬硬套的结果,实际上一个概念由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时,其内涵和外延都要随新领域的特征而变化。政治公有和私有就是如此,应当立即改正为“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否则,要么体系将不能深入探讨下去,要么不能应用于实际。”

我想说的是,政治“公有制”、“私有制”,并不是指政治是否归个人所有的问题,政治当然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集体的,而是指一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或形态是“公有制”的,还是“私有制”的。政治不能归个人所有,但是它的性质和形态却是有“公有”和“私有”之分的。另外,我在前面说过的,“我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是从家族性质的角度讲的,而非从个人性质的角度讲的,即衡量一种制度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实行的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我还说过,“我认为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意义不大,私有制和公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才有意义,是因为有了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才有重大意义。”而wdyan网友其实讨论的还是个人性质的私有制与公有制问题。不过我认为,wdyan网友所说的“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正确的,同样的与之相关的经济层面的“财产公有制”、“财产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恰当的,但同样不应该从个人性质的角度来解释,而应该从家族性质的角度来解释,从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的角度解释。因为,权力所有制和财产所有制是从微观角度讲的,而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则是从宏观讲的,这两者只是分析的角度和方法不同而已。权力所有制和财产所有制采用的是微观分析法,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则采用的是宏观分析法。

由于我所说的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是指的家族性质的,而不是个人性质的。因此人类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的发展和变化,是随着血缘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关于人类血缘关系的总体发展过程,我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论述的比较详细,我认为,人类的“血缘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U”字型的发展历程。从人类诞生到大约二、三千年前(即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印度等),是血缘关系逐渐增强的时期;从大约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血缘关系逐渐减弱的时期。

伴随着人类血缘关系的逐渐增强(也就是从人类诞生到大约二、三千年前),人类的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人类诞生到大约一万五千年前,这一阶段是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并不存在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不过由于血缘关系的逐渐增强,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开始萌芽,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开始减弱;二、是从大约一万五千年前到大约二、三千年前这段时间,这一阶段是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逐渐被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取代。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印度等,是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的顶峰时期,政治公有制和经济公有制的最低谷。因为,当时的子女不仅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父母的财产,而且也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伴随着人类血缘关系的逐渐减弱(也就是从大约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人类的政治私有制逐渐减弱,政治公有制逐渐增强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私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消灭经济私有制应当是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根本任务。下面,我们将着重论述一下这一时期人类政治私有制的减弱、政治公有制的增强过程。

不过由于地缘因素的差异,血缘关系对不同地区的文明影响大小是不同的,另外,绝大多数文明都受到过外族入侵的重大影响,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和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人类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的形态、表现形式和强弱对于不同的文明来说差别是很大的。

比较而言,中国由于其地理环境较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容易建立比较稳固的血缘关系,以及中国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因而受外族入侵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中国是受血缘关系影响很大,也表现的比较完整的文明,因此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在中国的表现是最强烈、特点最鲜明的。西方则由于其地理环境不大适合农业生产,以及地理环境比较开放,因而受血缘关系的影响相对比较弱,并且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很大程度上、甚至根本性的改变了西方原有的文明形态。印度的地理环境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因此在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两者的影响与中国和西方相比都是持中的,这使得印度发展出了其特有的“种姓制”。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种文明作一下论述:

在中国,血缘关系最浓厚的时期是西周时期,当时不仅经济层面实行的是私有制,而且政治层面也实行的私有制,那时的社会制度用现在的话来描述,就是,如果你父亲是某县的县长,而你又是他的长子,那么你父亲退休后,你就是理所当然的该县的县长。不仅仅县如此,省、中央、乡(镇)、局等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实行的是这样的制度。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出身在社会的低层的人,既使再有能力也是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的。

后来,由于“铁器时代”的到来大大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的发展,才使得“政治私有制”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的要求,才使得消除“政治私有制”是当时的社会之急需——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是非常需要人的能力参与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由于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而触发的社会大动乱,从而导致“政治私有制”走向削弱。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皇帝以下的官员和普通百姓中废除了政治私有制,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皇帝还保留了政治私有制,不过比起西周时期,这已是很大的进步了!秦始皇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后世虽偶有回归(比如刘邦、朱元章的分王),但却是一直到清末的主体政治制度。其实,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就是“政治公有制”战胜“政治私有制”后,逐渐完善的一种选拔官员(而非世袭)的制度。当然,我也知道这种“科举制”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但是,比起“西周时期”的儿子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的“天经地义”的权力来说,不知进步到哪儿去了!

从清朝灭亡到现今,连国家的最高领导也不能世袭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是中国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西方的影响下的形成的。如果不是受西方的影响,中国很难自发的发展到这一阶段)。因此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完全废除了政治私有制,实现了政治公有制,只是其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发展完善还需一段时间。去年九月十九日,在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78岁的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由61岁的胡锦涛接任。从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过渡终于在没有发生重大政治动荡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这更进一步的说明,现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非世袭性交班进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多为大一统的国家,西方则多为分裂的地区。古希腊就是由无数城邦组成的分裂的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作为古希腊文明核心的雅典的政治制度经历了这样几个变化:公元前七世纪时,雅典的政治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治;到六世纪初,政治体制由贵族政治转变为财力政治;六世纪中,又由财力政治转变为僭主政治;六世纪末,再由僭主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从王政到贵族政治,是一个政治私有制减弱、政治公有制增强的过程;从贵族政治到财力政治,再到僭主政治,再到民主政治,是经济私有制对政治的影响减弱的过程。不过,古希腊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城邦――斯巴达,则是比较保守的。西元前七世纪时,斯巴达和雅典很类似,但是,到了西元前六世纪,雅典做了各种政治形态实验,斯巴达则依其立法者的决定,仍然保持他们固有的传统。至于古希腊的其它城邦,有的象雅典,变革多一些;有的则象斯巴达,变革少一些。不过,消灭政治私有制的政治变革代表了当时的进步,这是无庸质疑的。 古希腊后来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本是希腊北部一个贫瘠落后的偏远城邦,也是希腊文化的爱好者。马其顿统一希腊后并东征,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并将希腊文化推向了这一广大地区,这一时期就是史称的“希腊化时代”。不过由于西方地理的分裂天性,以及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马其顿虽然是希腊文化的爱好者,但是它在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后采用的却是东方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这样西方的政治制度又退回到了政治私有制阶段。马其顿为什么要采用东方式的统治模式呢?这可能是由于希腊文化的分裂天性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并不利于统治广大的帝国,而东方国家则相反。

后来由于罗马的兴起和扩张,又一次征服了希腊,并最终建立了另外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帝国。罗马建立的帝国是比较长命的,并且是类似中国的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裂的地区。罗马史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和于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罗马帝国。从王政到共和国,是政治私有制减弱,政治公有制增强的过程,不过从共和国蜕化为帝国,则是相反的过程(其原因与马其顿类似,早期罗马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希腊城邦,不利于建立庞大的帝国,在它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之后就必需采用东方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公元4—6世纪,日耳曼人开始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的迁徙,西方转入中世纪。由于日耳曼人当时处于血缘关系还比较浓厚的氏族社会阶段,所以他们入侵成功之后自然的将占领的土地进行封赏,分赏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的大臣,这些被封者享有对其领地的世袭权,西方就由此产生了类似于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因此中世纪的西方又退回到了那种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比较浓厚的时代,但这种退回是外族入侵造成的一种历史退步,而不是自发的。

从1500年开始,西方终于从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的混乱中挣脱出来,开始进入近现代史。我以前一直对社会主义运动在近代西方的产生和兴起感到十分不可理解,不过当我从《能力治国和血缘治国》的理论中发展出了政治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的思想之后,我就很快的理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因为,我明白了近代西方的民主运动就是一场消灭中世纪西方的政治私有制的运动,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一场消灭经济私有制的运动。因为民主运动的实质是消灭了中世纪的政治私有制,而建立了政治公有制――现代民主制,并且早期的民主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君权神授、权力世袭的批判基础上的。虽然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私有制并不是我所说的家族性质意义的经济私有制,而是那种个人性质的生产资料意义上的私有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中一般都有关于消灭家族性质的经济私有制的论述,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真正完全成功,一定也是不会允许家族性质的经济私有制存在的。

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没有象民主运动一样取得完全成功,而只取得了部分成果(比如西方的福利制度和高额遗产税),这是因为,在一个“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都非常严重的社会里,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两大社会根基都消除掉,而政治私有制远比经济私有制对社会的危害、对人类的发展的阻碍更大,消灭政治私有制对于一个新社会而言远比消灭经济私有制更为重要和紧迫,所以西方才先选择了比较彻底的消灭政治私有制的民主运动,而后才是不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

印度,我们在前面说过,其在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两者的影响与中国和西方相比都是持中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受到血缘和外族入侵的影响就不大,而只是相比而言,印度受到血缘的影响没有中国大和单一,受到外族入侵的影响没有象西方那样经历过多次重大冲击、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印度的种姓制其实就是外族入侵、血缘影响及阶级分化三者的混合产物。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这样产生的: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分达罗毗荼人。入侵者是白种人,自称“雅利安”,意为高贵者,以区别于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

在征服过程中,随着雅利安人的社会分化,从事祭祀的僧侣和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武士集团逐渐同雅利安一般人民大众脱离开来,而成为两个特权等级――婆罗门和刹帝利。一般人民大众则成为雅利安人社会内部的第三等级――吠舍。这样,再加上被征服的土著居民――首陀罗,在社会上便自然地形成4个地位不同的社会等级。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因此,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是雅利安人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产物,但首陀罗却是种族压迫的产物,各种姓之间实行者严格的政治私有制――世袭制。

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今天,在印度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不过由于受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其政府官员已不能世袭,已经开始在向政治公有制转变。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是复杂多样的,而非单条直线发展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特点、并可能有特殊情况。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常常存在着某一文明、某一民族发展到某一阶段而不能自发的进化到更高级阶段的现象,有时甚至会出现退步。不过,人类总的历史是进步的,这是无疑的,因为停顿的和退步的文明会在继续向前发展的文明的逼迫下不得不向前发展,或者被继续向前发展的文明消灭掉从而代替其发展。

但是总的来看,从二、三千年前到现今,是人类的政治私有制逐渐减弱、政治公有制逐渐增强的时期。在我们现今的世界,政治公有制已占主流。不过由于还处于初期,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还不完善(西方相对完善一些)。但是,目前的世界都还普遍的保留了经济私有制,因此未来我们必然还会经历一场消灭经济私有制的伟大运动。

当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对消灭经济私有制,消灭财产的血缘继承制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常常想:我的父母的财产为什么不能让我继承呢?我的财产凭什么不能给我的子女继承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古代,想一下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洛克生活的欧洲时期。因为在当时,人们继承父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同样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历史发展的事实是,这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血缘继承制最终被消灭了。我们现在反到认为,一个子女能够继承父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社会是非常落后,非常不可思议的。我相信,在未来,人们对财产的血缘继承权的看法会同样如此。

总结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未来,以避免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少犯错误、少作一些阻碍人类历史发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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