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左、毛左的软肋

作者:知原

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核心的乌左、毛左等极左派,原教旨主义派,仗着有一帮老人的支持,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正面临着深层问题,有可能再作一次巨大转变之时。他们唱红歌,为文革粉饰,为暴政开脱。企图将中国人民再带入那个贫苦不堪、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一派的理论核心是“公有制”,但他们的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他们不明白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公有制(简称“经济公有制”),还有比经济公有制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公有制,那就是政治领域的公有制(简称“政治公有制”),即权力公有制。另外,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通过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消费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也可以通往社会主义。

传统的中国是皇权专制世袭制社会,这种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私有制社会,权力归一人、一家、一姓所私有。一个朝代就是一个家族统治中国的时代,朝代的更替就是家族的更替,朝代的兴衰就是家族的兴衰。从秦到清,中国就是在这种家族统治中轮回。广大人民被这些家族所绑架,成了这些家族的牺牲品,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更苦。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终结了这种一家、一姓统治中国的时代,却没能实现孙中山的凤愿——建立“共和”。在《走向共和》的最后一段中,他说,“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他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他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共和”的英文单词为Republic,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ublica(公共事务)。“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一种组织形式或政体。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刘军宁说:“共和”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这里的“天下为公”不是指财产公有,而是指权力公有,即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不为某个个人、家族、党派所独有,必须共享共治;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共和”。

与共和制相对立的是君主制(monarchy)。君主制的特点是国家最高权实际上掌握在某个人、某个家族手里(皇帝、国王、大公、苏丹和沙皇等),这个人的权力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权力是绝对的;二、权力是终身的;三、权力是世袭的。那种虚君共和制应算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君主制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私有制,它把国家最高权力当作了某个人或某个家族的私有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国家”这是君主们的内心表白。中国古代的王朝常常被称之为×家王朝,比如汉朝是刘家王朝,唐朝是李家王朝,宋朝是赵家王朝,明朝是朱家王朝,这体现的就是君主制的家族特征。

如果说,共和强调的是公共领域的权力公有制,那么人权则强调的是私人领域的权力私有制。只有公共领域的权力实行公有制,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私人领域的权力私有。君主制则将公共领域的权力霸为其个人、其家族所私有,使得广大人民的私人领域的权力私有得不到保障,常常被侵犯。

许多人常将1840年以来的中国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第二次重大转型。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主要是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地方分权的宗法分封世袭制,权力集中于中央,除了最高掌权者皇帝及少量封王、封侯者之外,皇帝以下的官员的权力不再实行世袭制,而是通过察举和科举这样的方式选拔任用。而1840年以来的转型则是皇帝专制世袭制的灭亡,及向现代共和制的转变。

乌左、毛左由于受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误导,认为只要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上层建筑——政治制度自然会转变为权力公有制。但二十世纪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无情的否定了这一观点。事实上,即使是西方这样的财力社会也是先完成的权力公有制的转变——英国以虚君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世袭制,一百多年后才出现社会主义这样的主张生产资料也应该实行公有制的思想和运动。东方国家多为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更应该首先完成的是权力公有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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