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

作者:知原

题记:

中国秦至清时期的政经制度是对周朝制度的重大变革,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又一次面临着重大变革,中国只有完成了这场重大变革才能真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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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秦至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可以总结为,以皇权世袭制为核心的政权私有制+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制度+先以察举制为核心后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员选拔任用制+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基层自治组织+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政府征收赋税的经济制度。

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皇帝的统治。皇帝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终身的权力,然后通过中央、郡、县三级行政管理制度,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必须绝对服从。反过来看的话,就是从县到郡,再到中央,最后到皇帝,这样通过一级一级的绝对服从的方式,最后统一于皇帝的意志。刘亚洲将军将这种制度形象的比喻为,一亿人脑袋围着一个人转,并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稳定的制度。

西方管理学中有一条著名的柏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减轻了他的负担。由于助手的平庸,不会对他的权利构成威胁,所以这名官员从此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只能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中国秦至清时期的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就非常容易导致柏金森定律的后果。中国多数王朝都有杀功臣的事例,因为功高震主,功劳太大了,皇帝会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只有那些没有多大能力,会阿谀奉承拍马屁的人才会让上级感到安全。再加上皇帝是世袭的,皇子们都是在深宫里长大,无法体会到人民的疾苦,所以治国时很难从人民的角度着想制定对人民有利的政策。

中国秦至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对周朝制度的重大变革,周王朝实行的是“世袭制+宗法制+封建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以井田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保留了君权至上的传统之后,对周朝的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其中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郡县制取代的周王朝的封建制。周王朝的封建制类似于现在的联邦制,是一种地方分权的制度,地方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中央没有绝对的管理权,而只是其“共主”。但郡县制则是一种中央集权制,中央不是地方的“共主”,而是其上级,郡县的两级官员都是由中央选拔任用的,必须对中央绝对服从,否则中央可以随时撤换。

中国如果想要崛起就必须对秦至清时期的政经制度作出重大变革。我们应该作出那些重大变革呢?笔者认为,首先就是要用共和制取代皇权世袭制,这是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基本变革但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皇权世袭制是一种君主制,这种制度的实质是政权私有制,即国家政权属于君主私人的,并在其家族中世代相传。国家治理的好,人民生活富裕安康并不是君主们的目的,君主的目的是占着国家政权,从国民中获取最大的好处,以供自己享乐。

“共和制”在近代西方主要是作为“君主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作为一种反抗“世袭君主制”,建立一种优秀政体的政治理想而被追求的。“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是指“公共的事务”。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指称中世纪时期意大利北部的非君主制城邦。后来,这个词逐步演化成指称“世袭”和“神权”之外的政体。孙中山先生更进一步将“共和”解释为,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按孙中山的观点,共和制的本质其实就是政权公有制。但社会的进步通常是渐近的,不是一步到位的。英国革命虽然用“虚君共和”取代了传统的君主制,美国在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虽然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共和制。但在它们的早期都只是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因为当时的选举权是有财产资格、性别、种族限制的,因此只是白人男性有产者的共和制。19世纪,随着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才将资产阶级共和制逐渐转变为民主共和制。

我国从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到现在,按“世袭”和“神权”之外的政体也可以算得上是共和制了,但到目前为止还只能算是军功将领及其后代们的共和制,离真正的民主共和制还有一段路要走。

其次要作出的变革就是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好处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防止地方分裂。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严重限制了地方的活力,人民的思想,让全体人民的大脑统一于皇帝一人的大脑,而皇帝常常又不是有多大才能的人。正如刘亚洲上将所说,“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

但我们又不易采用分封制或联邦制这样容易导致国家分裂的制度,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既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又能防止地方分裂的制度呢?笔者认为应该采用以“县级或地区半自治”为核心的制度。

何谓“县级或地区半自治”呢?就是在县一级,或地级市这一级,实行类似美国的行政、议会、法院的三权分立制。但法院的法官采用由中央统一考试的方法,从中选拔优秀者,然后由中央任命县级或地区级的法官。因为法官最需要的是懂法律知识,对法律条文有全面、深刻和准确的理解,因此最适合通过完全考试的方式产生。议会的议长和议员则完全由该县的民间社团组织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因为议会才是最应当体现民意的,因此议长和议员最适合完全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行政则采用考选与民选相结合的方式。即由中央统一考试选拔侯选人,然后确定2-10名候选人,让该县或该地区的人民从这些侯选人中选拔自己喜欢的人作该县或该地区的行政长官。因为行政长官即应当有相关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又应当能体现民意,所以应该采用考试和选举相结合的方式。

这样,中央既能通过考试选拔法官和行政长官的侯选人的方式确保国家的统一,又能通过民选行政长官和议长、议员的方式确保地方的自治和活力。

但我说的“县级或地区半自治”只是针对绝大部分县或地区而言的,对于港澳台等特殊地区可以采用完全自治的方式,即法官、行政长官的侯选人也完全由该地区自行确定。另外对于新疆、西藏等容易分裂的地方,可以保留郡县制这种完全中央集权的方式。

再次要作出的变革就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基层自治组织”,其实这种基层自治组织发展到现在已经基本瓦解,已经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单元。笔者认为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应该进一步的瓦解为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单元。

因为,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单元,容易培养人们的小家庭意识、宗族主义观念,以及导致社会关系人情化,国家治理关系网化,以及产生权力和财产的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从而给腐败、给国家治理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可以说都与之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古代,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家庭或家族来承担的,都是家庭、家族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这些职能在逐渐社会化,逐渐转化为社会的职能。现今的世界,小孩普遍实行免费教育,老人有养老金,生病后有医保,失业后有失业救济金,收入低有低保,伤残有伤残费。这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了,在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建立和完善。

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家庭和家族的职能也会逐渐弱化。以社会职能为主,让个人直面国家,建立“公民—国家”的关系,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只是哪个家庭、哪个家族的成员。这样容易培养人们的国家公民意识。

另外,还要变革的是“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政府征收赋税的经济制度”。这种古代的经济制度发展到现在也已基本瓦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农田的作用已经大为下降。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以“公司”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之上。

西方公司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着类似的轨迹,但要慢一拍。最初是君主制企业,类似于君主制国家,企业属于老板私人的并由其后代继承,工人只是其压迫和剥削的对象。然后是股份公司,类似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公司属于股东集体所有的,通过股东大会投票决策公司的发展,无产者没有投票决策公司发展的权力,可以看作是公司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工人也还是压迫和剥削的对象,但已有所改善,已有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未来的公司,笔者认为应该像19世纪的西方争取国家的普选权一样,工人们争取公司的投票决策权,从而在公司中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

其实很多人都被教课书误导了,认为西方的公司是实行的私有制,公司应该属于老板私人的。这是不对的,公司的英文是compang。将compang译成“公司”而没叫“私司”,这是少有的漂亮翻译。中文“公”有公家、公众之意;“司”字有经营管理之意,“公司”即“经营公家事”。 “上市公司”的英文是public-company,public是“公共、公众”的意思,company是公司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公众公司”之意。“上市公司”其实就是“社会公众所有制”,简称“众有制”。

现今,随着CEO(首席执行官)的出现,资产者(老板)的作用在进一步下降。CEO不是企业的出资人,但它对重大决策有拍板权。在国外,对CEO的约束主要不是董事会,而是企业中一个称为战略决策委员会的机构。这种战略决策委员会才是支持或否定CEO经营决策的主要权力机构。在许多国家,组成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人员大部分不是企业中的人,更不是企业的出资人,而是社会上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的知名人士。所以说,是人力资本控制了企业,而不是出资人,出资人的利益仅仅表现在产权的利益回报上。

CEO的设立,体现了能者为之,以人为本和为人力资本合理定价的思想。我们通常所讲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现代生产正在由围绕机器转向围绕知识进行。人力资本由此取得了对货币资本的压倒性地位。人们不难发现,年薪制、股票期权以及其他类似的激励举措只不过是市场为合理定价企业家人力资本而顺理成章作出的制度安排。

中国如果完成了以上变革,将会焕然一新,必将能快速崛起从而成为比美国更优秀的国家,从而引领世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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