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福利国家制度与消费资料公有制


福利国家制度是由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从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

带有临时救济性质的社会福利的个别因素,在近代早期已产生。但“福利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在19世纪末期开始流行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曾导致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迫使一些国家进一步采取了若干社会福利措施,如英国的“人民预算”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国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不多,范围较狭,并且主要是一些救济性措施,尚未形成一套体系。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是新的福利制度,后被泛称为“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甚至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加总。社会保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人会把最先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称为“福利首相”。希特勒曾经为了发动侵略战争而大搞国家社会主义,当然也不会有人认为那种口称“人民国家”,实则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第三帝国”就是“福利帝国”。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实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彼此之间相差万里,所以不能说实行某种社会政策的政府都是“福利政府”,它们所代表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欧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此后,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近40年来,发达国家各级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范围已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及其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包括公共教育开支),有的已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至2/3,约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

福利国家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消费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亦称“生活资料”或“消费品”。是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按满足人们需要层次分,有生存资料(如衣、食、住、用方面的基本消费品)、发展资料(如用于发展体力、智力的体育、文化用品等)、享受资料(如高级营养品、华丽服饰、艺术珍藏品等)。

在以前缺乏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工资和利润。工人阶级依靠给资本家当雇员获取工资来生活;资本家则依靠开办工厂、雇佣工人赚取利润生活。

早期的企业多为私人企业,企业属于老板一人或一家人所有,企业的老板就如同古代君主制国家的君王,老板拥有企业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权力。工人则相当于企业的“臣民”,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因此,当时的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只能获得微薄的工资收入过着贫苦而又劳累的生活,资本家则获得丰厚的利润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

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权也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当时的选举权是有财产资格限制的,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广大工人阶级由于没有多少财产而无选举权。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的。这一时期的西方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原本只是有关美好社会、理想社会的设想和描述。但伴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及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一些睿智的思想家们从中看到了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美好社会、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从而开始运用这种思想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并力图在现实社会中建成这样的美好社会、理想社会,欧文则进一步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做社会主义试验。

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也变得异常激烈,从而爆发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需要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思潮则需要工人运动的力量来实践,所以两者一拍即合从而形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苏东社会主义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建立的其实是“超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公有制企业不过是官僚集团的私有物吧了。

相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及股市的发展反倒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状态。因为,早在150年前,马克思称“股份制”为“共有制”,并且推测合作制与股份制(共有制)“是向新社会形式的过渡点”。上市公司和股市就是这样的“新社会形式”。上市公司英文为public-company,直译“公众公司”。股市则是语言之外、人类第二大发明,都是社会“共有”、“众有”。

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通过议会斗争,为人民争取普选权,及提高群众的福利和保障,从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福利和保障解决的其实就是人们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生活资料问题。人们以前主要是通过工资收入解决这方面的生活问题、消费资料问题的,但工资只是人们的直接劳动所得,这种收入养家糊口有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工人如果在生病、受伤及失业等情况下将难以生活。

以前这些问题其实是靠家庭来解决的,是家庭的职能。比如,家庭成员中的某人生病、受伤及失业,还有家庭的另外成员可以提供生活资料。我们幼年由父母养活和提供教育经费,老了则由子女来养活,我们成年时则负责养育子女和养活父母。如果整个家庭都遇到了困难,还可以求助于大家族中的其他家庭。

但家庭和家族解决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并且是一种落后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使人们的成长和发展深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如果出身好那么一生平坦,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一生艰辛。家庭成员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富者皆富,穷者皆穷”。所以对于穷困家族而言,一家有难,其他家庭也没多大能力帮得上忙。总而言之,在以前,社会这方面的职能是很弱的。这样的社会其实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则对此作了重大改造,那就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将原有资本家所获得的巨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社会福利。从而建立了公共领域的消费资料,这种制度可以称之谓消费资料公有制。当然不是所有消费资料都公有,而是基本消费资料公有。毕竟人们还有工资收入,工资收入是一种私人性的收入。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国家有义务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但是人们还想过更好、更高档的生活,那还需要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

这一改造作用是深远的,不仅缓和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将我们从家庭、家族的成员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公民”,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公民意识”。福利国家制度其实是将以前原本属于家庭的职能转变成为社会的职能,因此这样有助于解决出身的不平等问题,促进公平、公正社会的发展。

因此,消费资料公有制的作用其实比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意义更为重大。生产资料公有制只不过让我们免于受剥削,消费资料公有制不仅能直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从血缘社会的籓篱中解放出来。

当然,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或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所走过的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市场化。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到通过政策干预推行福利国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再到70年代经济再次停滞不前,福利国家陷入了困境,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是自由主义,都在这一波折起伏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到了1990年代,撒切尔政府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将经济上缓和管制、个人主义以及全球化等理念融合进主流的左翼思想,许多政治家倾向于用“第三条道路”来形容这种新政。而这个名称也经常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的别称。就这样,这个理念成为现代欧洲民主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尤其对于一些社会民主党派和美国民主党成员来说,这个理念是其核心思想。

现今互联网的发展已从各个方面在影响和冲击我们的生活,大量中间商和实体店因此衰亡和倒闭,传统的报纸和电视已受到严重影响,电信行业也开始受到冲击。不仅如此,像银行这样重要的行业如果不是受到政府的保护的话,相信用不了多久也会被像支付宝、余额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冲击的一塌糊涂。可以想像未来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纸币、实体银行这样的东西存在,而用二维码、手机支付这样的纯电子货币方式解决。总言而之,互联网能以更少的人力、物力,更低的成本,更高效便捷的方式组织我们的社会及生活。

因此有人惊呼,以淘宝为首的互联网将导致社会的大规模失业。这种担心是存在的,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更恐怖的是像物联网、3D打印、自动化、机器人等,更为先进的技术也正在发展和步入我们的生活。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直接在本地和家里打印,而不需要通过工厂生产;自动化技术将使机器越来越不需要人操作;机器人则将替代很多人类工作。从电脑、互联网、手机迅猛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将变成现实。

按理来说,科技进步应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继续保留“按股分红”、“按资分配”这样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话,那么资本家和管理者将越来越不再需要工人为他们打工,那么谁来养活工人?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企业的更多利润转化为人们的福利,从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福利性收入。

CEO(首席执行官)的出现表明,人力资本取得了对货币资本的压倒性地位。企业经营的好坏越来越取决于以CEO(首席执行官)为核心的管理团队,而不是以董事长为核心的资本团队。货币资本越来越成为依附在企业上的吸血鬼而没必要存在,将货币资本的收益转换成整个社会的福利将是越来越合情合理的事情。

未来的大多数人将越来越少的依赖工资性收入过生活,越来越多的依靠福利性收入过生活。工资性收入将逐渐成为企业的管理者、技术人员,政府的管理者、专家教授等社会精英们的专有收入。科技进步应该是让所有人都享受好处,而不是只让少数权贵、资本家、管理者享受好处,广大人民倒霉。

但为了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将福利国家制度改造成一种扬善惩恶的制度。即,人们可以不劳动而生活的富足,但不可以做坏事,做坏事是要受到惩罚的,不仅法律的惩罚,还有减少福利待遇方面的惩罚;相应的做好事的应提高福利待遇,以鼓励人们行善。

概率统计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布那就是“正太分布”,因其曲线呈两头低中间高的古钟形,因此人们又经常称之为钟形曲线。正态分布也叫常态分布,是连续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一种,自然界、人类社会、心理和教育中大量现象均按正态形式分布,例如能力的高低,学生成绩的好坏等都属于正态分布。

在实际应用上,常考虑一组数据具有近似于正态分布的概率分布。若其假设正确,则约68.3%数值分布在距离平均值有1个标准差之内的范围,约95.4%数值分布在距离平均值有2个标准差之内的范围,以及约99.7%数值分布在距离平均值有3个标准差之内的范围。称为“68-95-99.7法则”或“经验法则”。

就拿人的智力来说,68%处于主体范围内,即属于正常人的智力范围;其余的32%有一半智力偏低,另一半智力偏高;5%(1-95%)的一半智力很低,另一半智力很高;0.3%(1-99.7%)的一半智力极低,另一半智力极高。人的道德也是如此。

人类社会的治理应该依自然规律而治,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绝非是人人都一样的平均主义社会。在科学、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身体残疾、大脑愚钝的人国家有能力有义务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但对于有能力想有作为的人国家也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以便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

但作恶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不仅是法律的惩罚,还有社会福利方面的长期利益受损。行善的人必须得到奖励,不仅是语言上的奖励,更要有社会福利方面的长期利益奖励。当然作恶后社会福利方面的惩罚可以通过行善后恢复部分甚至全部。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部门以记录人们的行善和作恶事迹,并且像制定法律那样制定详细的行善作恶标准以便执行,其执行方式不应是领导说了算,而应是类似公安的调查取证,以及法院的“开庭审理”方式。

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基督教信仰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传统的儒家是一种维护血亲关系的伦理道德,不符合公民社会的要求,因此也不易恢复。面对道德沦丧的当今,我们必须重建伦理道德,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将福利国家制度改造成一种扬善惩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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