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中国要去除秦制的危害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结束100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的中国不再是传统的旧中国,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新中国的宣告,也是向旧中国的告别!

5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当报纸上刊登到第九篇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文章,提笔给郭老写了一封回信,上面只有8句话:“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老在书中批判秦始皇,而颂孔子。毛泽东劝郭老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能从郡县制倒退回分封制。秦之后,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是沿袭的郡县制,封建制虽偶有反复,但都是末流并且常常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在郡县制里,地方行政机关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的行政长官是上级任命的,只对上级负责,干的不好可能要下台,老了要退休。而不像封建制,分封后,地方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并在家族中世代相传。更不像西方的自下而上的选举制,需要讨好选民,并且通常有任期限制。

郡县制对保持国家的统一、中央的绝对权威有益,只要握稳军队,地方很难闹独立。但也导致了官员们只唯上而不唯下,及唯军权化。郡县制的本质就是,除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仍然保留世袭制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不再实行世袭制,而是由皇帝通过规范的制度选拔任用的,世袭制由以“天子”为核心的家族缩小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家庭。

郡县制使得中国从先秦时期的地方分权转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本质是最高统治者通过各级代理人单向统治人民。这个传统至今未变,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治”,这句话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有效,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称为“郡”而称为“省”吧了。因而我们虽然宣告了新中国,却未能真正的告别旧中国。

笔者早年看的一本书——《两种智慧:科学与中国政治》,称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红装素裹的儒家文化”,这是从文化上讲的,从制度上讲就是“外社内秦”。虽然没有了皇帝,虽然有人大和政协,但实际情况是党委老大、政府老二,人大只能排老三起橡皮图章的作用,政协老四更只能算花瓶,而党委和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还是按秦制在运作,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认同的。可以说中国现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从这个视角去解读会更清晰明了。

毛主席及其革命同志都是在秦制社会里、传统的家庭环境出生并长大的,这种家庭环境深受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虽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一些深层的影响很难丢掉。而马克思主义除却“停止对人的异化”和“消灭阶级压迫”这样的纲领性原则,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财产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这样的简单描述,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具体的面目,更别提实行什么样的具体制度。

问题正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却没有给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面目,应该如何治理。马克思主义是极好的革命造反理论,却不是一个实用的国家建设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而不是要建设的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在革命时期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是一旦革命成功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它就只能起反作用了——导致国家内斗不断,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那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在革命成功后,建设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传统思想、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因而建立的新社会通常只是新瓶装旧酒。

我们的传统文明是“儒表法里”,外表讲儒家的,内在行法家的。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东西,但内在做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郡县制是秦始皇接受了法家的李斯的建议而推行的,只是外表讲的从儒家变成了马克思主义。

“周秦之变”是中国内部自身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受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而引发的重大变革,中国经历了五百多年,中国才完成根本性变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不到二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太短。但是世界近现代史是以1640年英国革命为开端的,到现在已近四百年,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是在受到西方的冲击而引发的变革,因而与“周秦之变”有异。

我们现今很有必要思考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既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那么就要对内在的秦制作出重大变革,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秦朝是用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建立的是“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样的模式。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要恢复封建制,但对“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一模式作重大的制度性变革是很必要的。“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统治模式最符合独裁者的统治,而与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宗旨相违背。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宗旨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而应该有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只能是当官必须由人民选举并接受人们的监督。

事实上,秦制的危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后来也逐渐体会到了,他发现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官员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而官僚化,而成为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他对此感到愤怒,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冲垮这种官僚体系,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广大人民自己治理的体系,但以失败告终。

后来,邓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邓公本是想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多数人致富”,但由于内在的秦制影响,中国的经济逐渐变成了官僚经济、权贵经济,以前的“公产”在私有化的浪潮下逐渐变成了权贵的私产,秦制再次显现了其巨大危害。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表明邓公的改革开放达到高峰,中国的经济从而高歌猛飞了近十年。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的经济遇到了重大挫折,邓公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让中国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政策,美国的重大挫折表明中国应该再次作出重大政策调整。

现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而进入“新常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反腐倡廉,李克强总理简政放权,这些都表明中国又进入了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笔者认为,中国只有摆脱这种内在的秦制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模式,建立一个上下互动的双向模式,中国才能真正走出这种大变革,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的中国。

事实已经清楚的说明,传统的力量不是那么容易丢掉的,我们虽然宣告了新中国,但并未能真正告别旧中国,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文革和改革了。所以对比前两次大变革,我们现今并不是已经完成了大变革,而是仍处于大变革——第三次大变革之中,完成这次大变革是历史赋予新中国的真正使命,完成了这次大变革我们才真正的建立了“新中国”。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