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重大变革——政权公有化之变


说明:如果我们几百年后再回头看近现代中国,我们会发现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是消灭了君主制这种政权私有制,最大失败是没能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制这种政权公有制。

许多人都认为近现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意义不会亚于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和近代西方相比较。只是我们身处这样的时期,体验更多的是转型过程中的痛苦,而非完成转型后的欢乐。

身处这样的时期,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是什么?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有人可能认为是推翻了满清王朝;有人可能认为是赶出了日本侵略者;有人可能认为是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有人可能认为是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火箭……

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是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如果我们几百年后再回头看近现代中国,我们会发现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是消灭了君主制这种政权私有制,最大失败是没能成功建立民主共和制这种政权公有制。

孙中山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废除了帝制,但是并没能成功的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公权政治体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在经过了短暂的复辟帝制的活动之后以失败告终。

袁世凯之后的蒋介石虽然没有恢复帝制,但却建立的是个人独裁的准帝制统治,他后来将权力世袭给了其长子蒋经国,但蒋经国却成功的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使台湾社会恢复实态宪政。

至于毛泽东,我不知道假如毛岸英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因素而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后来的中国会不会类似于朝鲜的金家政权?但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大陆的现实是“皇权世袭制”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最高领导的交接班制或者称之谓现代禅让制,并且是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稳定化。这对民主制的西方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于有几千年“家天下”历史的中国来说却可以称得上是“天大”的进步。

如果我们放眼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是世袭制的顶峰时期,在这之前是世袭制逐渐完善的时期,在这之后是世袭制逐渐衰退的时期。在世袭制的顶峰——西周时期,不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行的是世袭制(王权世袭制,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不称之谓皇帝,而称之谓王,皇帝是秦始皇以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称谓),而且国家最高领导人以下的公、卿、士等阶层也实行的是世袭制,当时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严密的世袭体系。

春秋战国的大动乱、大战乱时期是世袭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因为动乱、战乱时期是需要人才的时期,是英勇辈出时期,是能力治国彰显的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帝王以下的贵族的权力世袭制,但保留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时改称为皇帝)的权力世袭制(皇权世袭制),以及财产世袭制,这种体制一直保留到清朝结束。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帝制(皇权世袭制),但是皇权世袭制的阴影并没有随之散去。首先是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接着是张勋复辟,后来的蒋介石虽然没有称之谓皇帝,而改称为总统,但仍然实行的是皇帝般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将他的权位世袭给了其长子蒋经国,这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莫大讽刺!尽管随后的蒋经国成功的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

如果毛岸英不是因为偶然因素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我真不知道现今的中国会不会恢复皇权世袭制?但我知道这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偶然以及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决定的。

不论怎样,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终于成功的走出了皇权世袭制的藩漓,尽管还未实现政治民主化。这一变革犹如秦始皇废除皇帝以下的官员的权力世袭制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人类战胜世袭制的又一伟大历史进步。

展望未来,我们在废除了皇权世袭制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新的与皇权世袭制相对立的宪政民主公权政治体制。就像秦始皇在废除了帝王以下的官员的世袭制后,建立的是军功爵制,汉朝后又发展演变为察举制,到了隋唐后最终定型为科举制。科举制的建立才为帝王以下的官员的选拔任用确立了一套比较好的规范的制度。只是希望这条道路走的时间不要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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