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2)——官权公有化之变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政治变革,过去历史学家们常过多的强调了这一变革的中央集权和郡县之变的意义,而对“官权公有化之变”的意义强调不够,这是我们以后要纠正的。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作出的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就是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西周时期地方分权(自治)的封建制,但这一变革的进步意义目前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一个地方受中央统治的过死的社会是失去活力,这种社会的人民是死气沉沉的,是缺乏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

过去我们常强调秦始皇的最重大功绩是统一了中国,说实话小时候学历史时我对此话很纳闷,难道西周时期的中国不是“统一”的吗?秦始皇只不过是重新统一了东周分崩离析后的中国而已。西周时期各诸侯王都是承认周天子为“共主”的,周天子对各诸侯王也是有很强的节制力的,就像现今的美国一样。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是自治的,但又受共同的中央所节制。难道我们认为现今的美国不是统一的吗?只有这种既统一于中央,又保留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的社会才是最好的。

秦始皇真正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制度性变革是消灭了帝王以下的贵族世袭制,改由中央政府统一选拔任用官员的制度,但他落后的一面是保留了帝王本身的世袭制(皇权世袭制)。

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当时不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国王是世袭的,而且国家最高领导人以下的公、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也是世袭的。按现在的话来说,不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父死子继的,而且省长、县长(市长)、镇长(乡)长等各级别的官员也是父死子继的。这种制度是一种非常坏的制度,如果你有幸出生在王公贵族家里,那么你天生就是王公贵族;如果你不幸出生在奴隶家里,那么你天生就是下一代的奴隶。人的命运和前途完全由他的出生决定,而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无关。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儒家学者主张恢复周朝封建世袭制,法家官员主张推广秦国郡县制。秦始皇采纳法家的意见,实行郡县制,将中国分成四十个郡和二百多个县,各级主官,从督抚到县令,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

郡县官僚制这种平民制度取代封建世袭制这种贵族政治,是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它的作用就是废除了帝王以下的官员(贵族)的世袭制,而改由中央统一选拔任用。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但是秦朝命短,未及彻底改革贵族世袭制、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就发生了农民起义。

刘邦建立汉朝后,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这时实行的是察举制度。实际上是秦朝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制度。汉之察举分两类,一是有特殊才能或专长足以定国安邦之人,称为贤良;另一类是品行端正足以为世人榜样的孝子廉吏,称为孝廉。察举是要地方官留意发现这些人才并推荐给中央。察举出的人才到中央后一般还进行面试,皇帝拿一些国家大事来问他,这称为对策。

一种制度设计,如果过分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难长久运行良好。汉代察制度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察举本意是发现真才,日久却慢慢变成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那些与地方长官有良好交情或能给长官送厚重礼品者,在竞争中就有了优势。汉代的察举,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最终使察举制失去了生命力。到了东汉,请托钻营、弄虚作假、察举不实之风盛行起来。以至民间讽语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三国时代,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立官员——大小中正,负责发现和举荐人才。人才按一定标准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所以称为九品中正制。选举方法和标准也比汉代有进步,但是它仍未能摆脱对选举官的主观性的依赖。日久,上品的官职即为豪门富贵之家把持,贫寒之士根本不可能达到较高的职位。九品中正制反而形成了一种十分腐朽的制度。盛行于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代的士族制度,成了特权阶层的代名词,也就是贵族。与西方的法定世袭贵族不同,士族贵族的世袭是事实上的,从严格意义上讲称之谓变相世袭制更恰当一些。

从汉代察举到三国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制度在标准客观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但主观色彩仍很严重,最后不得不再行改革。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撤消了中正官这一设置,但仍以“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二科来荐举士人。隋炀帝则创设“进士”科,以考试选官,科举由此开端。唐朝使科举趋于完善,但世家大族势力仍然很大。科举官员与世族官僚两大集团的斗争,构成了唐代著名的朋党之争。宋朝使科举制度达到了颠峰,由此形成了代表性的士大夫精神。科举出身的文官完全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武官被认为只是一种工具。

科举制度的进步作用:①它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②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③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④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当然,科举制也造成使人把精力集中于应付考试,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不过这从本质上讲不是科举制的问题,而只能说明中国古代不重视实用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将实用性学问加入到科举中的考试内容中,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1904年,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模式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起来。它包括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科学院。这样就使新式学校的毕业生有资格成为正式的公务员候选人。按照计划,1906年以后,当新式学校能输送足够数量的毕业生取代科举的时候,科举考试就会被逐渐废止。然而,1905年9月,当日本战胜俄国已成定局,中国政府当即决定提前废科举。就这样,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停止了。

废除“科举制”,这是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和文化教育史上的大事变。废除科举制,是士大夫的末日,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危机。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震荡的烈度足以撼动清朝根基。“废科举”以后,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轰然地倒塌,解散的情景几乎是作鸟兽散。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折断了,离散开来的士大夫,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加剧了全国的动荡。

原来设想“废科举”是推动“西学”,挽救朝廷一项具体措施。结果却是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重组,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新旧教育体制和考选体制的不衔接。清末的读书人就象没头苍蝇一样,给官员当幕僚,给军阀当文书;下海学生意,上山投袍哥;做账房、卖拳头、充郎中、代写书信,“三教九流”的队伍中,无不有昔日的读书人。其实,政治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汤武革命”,文化倒还是以继承发展,改革改造合适些。

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被介绍的。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西方现今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公务员制度)而建立起来的。

《2005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直接指出:“(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传统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其成员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录用。中国的公务员制度造就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稳定局面,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后来,它成为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发展公务员制度时模仿的典范。”

整体而言,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是由利玛窦介绍到欧洲的。《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83-1610》,该书第一编第五章是“论中国的艺术、科学、学位”;利玛窦在这里将中国的进士、举人、秀才翻译成博士、硕士、学士(Ricci,1953/1615,26-41)。第一编第六章是“中华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两章和全书令人难以置信地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英国直接照搬了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随后将其带到北美殖民地。直到1978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度还在使用这个十八级制度。逐渐地,这套级别制度也在现代企业、现代大学、现代军队中发展和传播开来。现在,每个世界500强大企业都有一个这样的级别制度,级别的数目也还是在十八级上下。

西方也直接照搬了中国科举制度。194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一书。这本书是美国关于中国的最权威的教科书长达十多年。它由哈里?法恩斯沃斯?麦克奈尔编撰,作者都是英语世界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 该书第三十章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方”。以下文字直接引自该章:

“虽然最早的西方大学口试可以追溯到“1219年之后的时期”,但是,根据《新英语辞典》,“考试”一词直到1612年才有了“笔试”的意思。与考试有关的词汇,例如“考卷”和“考题与答案”,直到十九世纪才首次出现。多数研究者认为1702年标志着欧洲笔试制度的开始。1747年出现了数学学士学位;1802年出现了第一个为学士学位设立的真正的考试。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采用了科举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德国于1800年左右、英属印度于1855年采用了科举制度。英国于1870年把英属印度的科举制度应用到英国本土的各级政府……二十多年后,各种期刊杂志还争相指责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是一种“照搬的中国文化”。”

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还越来越大。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有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科举制虽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其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

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官吏选拔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这或许是现今变相世袭制在中国大地又泛滥的原因。中国现今虽然有选举制,也有公务员制,但实质是党管干部,党委任命制,选举制和公务员制只是陪衬。党委任命制的本质是官出上级、层层任命。官出上级、层层任命导致的结果就是上级总是偏向于提拔自己的亲属和会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逆淘汰”,真正的人才反而被淘汰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科举制的最重大作用就是,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它使平民百姓也能通过读书而做官,从而给了下层人民流向上层的一个渠道。

我们现今的状况与隋唐实行科举制之前的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从而导致了变相世袭制的局面很相似,要想破除这种局面可以效仿隋唐推行科举制遏制世家大族,选拔平民官员。当然,科举的内容应该现代化,但科举的精神和作用不应变。事实上,我国从1993年开始试行的公务员制度就起到类似的作用,公务员制其实就是现代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现代化。但可能由于我国是党国体制,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党对官员任命的影响,消除党委任命制,所以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一直步履缓慢。

我们现今要完成的两大任务就是,一是,党政分开,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解决事务官的选拔任用更替中的变相世袭问题;二是,建立宪政民主公权体制,解决政务官的选拔任用更替问题。

实际上西方国家现今的政治架构正是“政务官+事务官”这两者的结合,民主制、多党制选举解决的是是政务官问题,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解决的是事务官问题。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学习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民主选举制、多党制是西方人的发明,是中国现今应该学习的。“政务官+事务官”这种中西文明结合的政治架构,西方人能勇于学习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勇于学习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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