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1)——中央集权之变


我们知道,秦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作出过重大变革的王朝,其中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就是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西周时期地方分权(自治)的封建制。

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分封领地,属于政治制度范畴。这个词汇在西方出现在对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的历史学界的描述中。

封建制是上古时代战胜的部族对于战败的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种统治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封建,自应有部族战争以来已有雏形。但中国古代的夏、商两代实际上还处于部族统治阶段,夏、商两族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都比周边部族要强,但它们直接控制的区域其实很小,因此分封的范围有限,而主要以部族联盟的形式存在。直到周朝才将分封制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加以推广。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实际上是对较为原始的部族制、部族联盟制的取代。

春秋时期,周朝王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与此同时,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为了加强管理而置县和直接任命一些不得世袭的官员为地方官。后来晋又在国内置郡。由国君任免地方官,这制度使分散的权力层层集归中央,防止因分封而导致分裂。至战国时代这种制度逐渐为各强国采用,逐渐减少分封于贵族的地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汉之后,封建制偶有反复,但都不占主流,主流是秦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西方的历史不像中国那样具有绵延性,他们的民族和文化常常在外来民族的巨大冲击中失败而亡。中华民族虽然也受到过多次游牧民族的巨大冲击,但总算挺过来的,我们仍然是华夏子孙。西方则不同,现代的西方人早已不是开创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产生于公元四、五世纪游牧民族对西方的大规模入侵,这些游牧民族入侵成功之后对占领的土地进行封赏,将土地分赏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的大臣,封建制也就由此在西方产生。游牧民族处于部落时代,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也是对较为原始的部落制、部落联盟制的取代。

中国现代史学界发生了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就是把秦至清时期“封建制”已不占主流的中国社会称之谓“封建社会”,而将真正的“封建制”时期——夏商周称之谓奴隶社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社会形态”的观点生搬硬套的结果,中世纪西方的经济制度与秦至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或许较为相似,但政治制度——封建制,恰恰是与秦之前的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相似。

中国西周时期所实行的这种“封建制度”,与中世纪欧洲所实行的“封建制度”,就“封建”一词的含义而言是基本相同的,都是指通过“封土”的形式组建或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和由此所形成的制度。但在形成的机制上却是恰恰相反的。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由于出于统治的需要,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称之谓诸侯;诸侯又将封国内的土地分封给诸侯的亲属,称为卿或大夫,卿或大夫又将被封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称之谓士。中国的封建制就是以这种从上而下的分封的方式形成的。

西方的“封建制度”则是自下而上形成的,由于出于安全的需要,一些农民投靠于教会或小封建主,小封建主投靠于较大的封建主,大封建主则投靠“王”,王则名义上承认皇帝的领导权,西欧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从下而上的投靠和效忠而形成的。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也远不及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完善。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其实实行的是“世袭制+宗法制+封建制”三位一体的制度。其中,世袭制是宗法制的根基,宗法制又是分封制的基础。在家庭范围是为世袭制,在家族或宗族范围是宗法制,在国家范围为分封制。是由家庭、家族或宗族、国家三个层面逐层扩大的一种血亲等级制政治化的统治方式。

世袭制就是权力、财产、爵位和名号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家长”的传承还可分为父系与母系。执政的君主也有承接,君主与君主之间不一定都是直系传承,有的是兄传弟(殷商以此为主),也有少量的叔传侄,但主体是父传子,并以嫡长子世袭制为正统。嫡长子即正妻的最大的儿子,其他小儿子为嫡次子,妾的儿子则为庶子。

世袭制是血缘关系社会化的结果,血缘关系本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关系,但由于社会的发展,随着物资财富的增多,以及人类需要加强团结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所以有财产的人或有权力的人很自然的最愿意将其权力和财产传承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子女、兄弟等。在世袭制中,权力和财产世袭是最实在的,爵位和名号则要虚一些。

由于人的最重要的能力——智力遗传性并不强,并不是聪明人的子女都如同他的父母那样聪明。所以实行世袭制的后果是,国家和家庭不可避免的会逐渐沦落,而被后来的有能力的人所取代。所以世袭制与“选贤与能”一直都是一对矛盾。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

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秦之后的各王朝。宗法制的主要精神为“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亲疏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

西周的宗法制是和分封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是天子“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次子、庶子也是王族,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宗”。这些诸侯在其封地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又是“大宗”,依次类推。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士以下还有平民和奴隶两层,但都不再分封。在这样的情形下,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

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秦之后,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拟宗法制或新宗法制。

分封制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古代中国的“天子”将土地分给亲属或功臣,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等,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诸侯”、“藩王”等等。

为了维护统治,分封制规定,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治理诸侯国,保卫国家。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级承担作战等义务。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秦始皇大一统,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又兼采之,但以郡县为主,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封国的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免,诸侯只征收租税,封国名存实亡。魏晋以后,历代王朝也还有分封制,其性质不全相同,但都不占主流。

秦至清这一时期的中国,其实实行的是“皇帝制+郡县制+家庭制”这种模式。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终生的权力,并在子孙后代中世代相传。皇帝与周天子实际上并无根本区别,都是一种世袭君主制。只不过皇帝并不严格的采用嫡长子世袭制,而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嫡次子。另外,皇帝也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天下唯一的“主”。家庭则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负担着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教育等职能,也是实行的世袭制,这一点也与西周没有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就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所以后人常以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区别来对比秦至清时期的中国以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

在西周的封建制时期,其政治制度与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血亲等级制度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等同的。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士,基本上是按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血亲等级关系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士多为周天子的家族成员。

但在秦至清的郡县制时期,中央(皇帝除外)、郡、县等各级官员多是皇帝选拔的非皇族成员,因此在中间层面(皇帝这个最高层和家庭这个最基层之间)——中央、郡、县等各级官员,政治制度与血缘关系实际上已经分开,血缘关系主要是在皇帝这个最高层和家庭这个最基层存在。这种分开的好处是皇帝可以选拔一些贤能的人帮助其治理国家。因此这种帮助皇帝选拔贤能的官员的制度成了后来发展的重点,从秦的军功爵制,到汉朝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直到隋唐发展出了科举制才定型。

但儒家学说却将这种政治制度“拟”血亲化,即将皇帝比拟为父亲,将臣民比拟为子女,认为皇帝会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自己的臣民,臣民则应该向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效忠皇帝。这种温情脉脉的说教即符合家庭这个社会基础,也符合皇帝的需要,因而十分有助于皇帝统治,所以在汉武帝之后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然而皇帝毕竟不是臣民的父母,皇帝很难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臣民,而是将臣民当作了其榨取利益的工具。臣民毕竟也不是皇帝的子女,也很难像孝敬父母一样效忠皇帝,所以只要有时机,总会冒出许多窥视皇权的“乱臣贼子”。再加上世袭制的后果是,皇位常传给了深宫里长大、不食民间烟火的昏庸无能的皇帝手里,结果秦至清时期的中国总是在治乱循环中,从而有了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