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公私之变


在尧、舜、禹三代时代,部族联盟首领的产生方式是“禅让制”,即在各氏部族中民主推选贤能的人作下一任首领。禅让制的基本原则是传贤而不传子,是《礼记•礼运》描述的“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时代。

禹在自己年迈时作出禅让传贤的姿态,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伯益,但是在此之前他已任命自己的儿子启担任国家权力机构的要职。结果禹死后,启以本姓邦族和异邦联盟战胜了伯益,继承了禹的王位。从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传子取代了传贤,“私天下”(“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结束。由于这次大变革发生在大禹到启之间,所以笔者将这次重大变革称之谓“禹启之变”,或称之谓“公私之变”——即从“公天下”转变为“私天下”。

从第一个世袭君主夏启开始到满清最后一个世袭君主溥仪结束,中国的“私天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夏至西周,是世袭制不断完善、不断增强的时期,到西周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级严密的世袭体系;二是从秦到清,除了最高君主——天子依然保留了世袭制,而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不再采用世袭制,而先后采用军功爵制(秦)、察举制(两汉)、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科举制(隋至清)等逐渐完善了的选拔官员的方法。也就是说,西周是世袭制的最高峰、最完善的时期,在此之前总体上而言是世袭制逐渐增强和完善的时期,在此之后总体而言是世袭制又重归削弱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间过渡期。

这两个时期的“私天下”我们通常又称之谓“家天下”,但是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个时期的“家天下”作一下区分:夏商周时期的“家天下”主要是以“天子”为核心的家族的天下,是打赢天下的人的家族共同分享成果;而秦至清时期的“家天下”则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家庭的天下,是由打赢天下的皇帝独霸所有果实并由世子继承全部成果,非世子只能享有爵位、名号等一些较为虚的东西。天下由核心家族共同体按宗法等级分享缩小为由皇帝家庭独享,从而使得广大非皇帝家庭的成员也有了上升的空间。

我们知道,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是氏族,而氏族是以相同的血缘关系结合的人类社会群体,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大而逐渐发展为部落,部落是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现代许多人类学者都用种族集团这个术语代替部落。进入原始公社后期,因各种战争的日益频繁,最终导致了血缘联系逐渐被地域联系所取代,出现了由若干部落的解体并结合而成的部落联盟,成为原始公社瓦解的开始和新的民族共同体部族或民族出现的前提。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由于较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需要将人们固定在土地上,从而便于保留人们稳定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夏商周时期其实是将原始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网络直接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关系、国家组织方式,从而形成了“私天下”的局面。

相反,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土地贫瘠,缺乏大河流域和肥沃的开阔平原,所以不适合农业生产。但是,浩瀚的海域却赋予希腊先民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地中海气候温和宜人,海洋资源得天独厚。因此古希腊适合发展工商业,而商业活动人们的流动性较大,所以血缘关系对西方的影响要比中国小的多。所以,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等一些城邦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摆脱了“私天下”,而建立了共和制和民主制之类的“公天下”的制度。

我们以前所说的私有制主要是指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忽视了世袭制和权力私有制。仅个人占有的私有制只是一种“弱”私有制,通过血缘关系世袭的私有制才是一种“强”私有制。另外,权力私有制的危害要比财产私有制的危害大的多,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只是财产私有制的一种。

中国古人语境中所说的“私天下”或“家天下”按我们现代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权力私有制,尤其是政权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通过血缘关系世代相传的,因此是一种“强”私有制。但由于政权是最核心的东西,掌握了政权也就掌握了一般性权力和财产,财产私有制本身也是基于财产权的,因此政权私有本身也隐含了整个天下的财产也是归君主或君主家族私有的。

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社会理想的一个共同因素就是对“私天下”的反叛,对“公天下”的向往。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发展条件和上升渠道的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只不过不同的人在从不同的侧面揭露“私天下”的问题,论证“公天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受“私有制”——“私天下”、“家天下”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家。而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又是“私有制”最严重的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春秋之后,中国的总体历史发展演变是在逐渐摆脱“私天下”的局面。秦始皇结束了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的权力私有制,从而前进了一大步,但柳宗元由此认为“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有过。因为秦始皇还保留了最重要的权力——政权的私有制,其本质是从西周时期的“天子”家族的天下缩小为皇家的天下。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四千年的“私天下”,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的评价是,“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实际是终四千年君主世袭制——“私天下”)。孙中山先生的“共和”观念就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作为“公天下”的制度是远不够成熟的,现代的“公天下”的制度就是“共和制”。 共和制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的政体形式,政权世袭与否是两者划界的标准,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确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实际差别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比如,有英国这样的因革命不彻底而实行的“立宪君主制”——“虚君共和制”,也有朝鲜这样的打着“共和”的旗号搞“君主制”的“虚共和实君主制”。

“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务”。中文翻译引自《史记•周本纪》,因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有二人或多人共同和平执政之意。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指称中世纪时期意大利北部的非君主制城邦,后来,这个词逐步演化成指称“世袭”和“神权”之外的政体。

现今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搞的是民主制,但事实上美国的宪法之父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专文声明,俺们美国搞的是共和制而非民主制。因为当时的民主制是指的类似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被归为共和制的东西。而许多实例表明,直接民主既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又容易导致“少数人专政”,是二千多年来大部分著名的西方思想家批判的东西。共和制则相反,是绝大部分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歌颂的东西。但是由于民主有巨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许多领袖常常用民主来欺骗人民,这使得现今的人们反而忘了“共和”,忘了纯民主的巨大害处。但如果我们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将“共和”理解为“公天下”,那么它就更容易让人们的理解和得到人们的支持。

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制却没能成功的建立起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共和”,满清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满清的实力却落在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手里。满清皇帝虽然退位了,但皇权思想却在一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主要是指政权公有、传贤不传子,是“私天下”的对立面,与西方的“共和”思想相通。那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解决上层建筑——政权私有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其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

马克思是源自西方的学说,从近现代西方的发展史看,西方是先解决的政权私有问题——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再建立的公共的消费资料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消费资料公有制),再以生产资料股东股民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取代生产资料家族私有制(家族企业)。

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近代西方在实现了政权公有——共和之后,进一步实现财产公有(包括消费资料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的运动。因此“公天下”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指政权公有,还包括官权公有,以及消费资料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新中国以“共和”政体自居。从新中国的非君主世袭制来看,新中国作为“共和”政体是当之无愧的。但“共和”是有程度之分的,“公天下”同样有程度之分。

如果我们以量化的概念来看,将最完善的西周宗法分封世袭制给其-100分;秦至清君主世袭官员非世袭给其-50分;选举权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但建立了共和制的近代西方给其+50分;享有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以股份制企业取代了家族企业,并实行高额遗产税的现代西方给其+80分;完全消灭了资本获利、财产世袭制的未来社会给其+100。那么我们可以清晰的明白许多问题。

从毛时的终身制,到邓的非终身制,再到江、胡的限任制,中国“共和”、“公天下”的成份无疑在逐渐增强和完善。事实上,近现代中国的最大进步就是消灭了君主世袭制,建立了共和制。虽然过程很波折,也不近人意,但毕竟君主制已遭唾弃。但最大退步是废除了科举制,从而造成了官员变相世袭化、门阀世族化又死灰复燃。中国当今的许多问题和缺憾其实都是由此导致的。懂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正是科举制才成功的解决了官员变相世袭、门阀世族的问题,为平民百姓提供了一条作官的仕途之路。

因此当前的中国,在进一步完善共和制的同时,更为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官员变相世袭化、门阀世族死灰复燃的问题。现今,我们从习总的打老虎、拍苍蝇中看到了希望。另外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完善福利国家制度,这也是政府目前正在做的。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现今最主要的就是将国企赢利纳入国家的福利资金,让全民分享国企的红利,而不是只让少数国企高管、国企员工分享国企的红利。至于小型私人企业可以允许存在,但要学习西方国家实行高额遗产税。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廖仲恺先生的指导思想,意思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百姓得到幸福。

近现代,国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因孙中山的推崇而非常熟悉。在传世的孙中山题词中,最多的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从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实践而言,实际上也可以浓缩为对“天下为公”这四个字的毕生追求。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终结了四千年的“私天下”,但一个理想的“公天下”还未能成功建立,因此我们还需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