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我的思想主要有三大起源:一、初二时对代数的逻辑体系的领悟,这使我很早就理解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精神,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发展和完善了这方面的思想;二、受柏拉图《理想国》中由杰出人才治理国家思想的启发,提出了能力治国的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观念,提出了政治公有制与经济公有制以及家族性质的私有制与个人性质的私有制的区分,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经济公有制,而西方的宪政民主共和制则是政治公有制;三、受融合中西文明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精神——大一统(宇宙统一论)思想融合西方哲学中的演绎和归纳,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血缘等级社会的反动——能力治国思想融合西方的宪政民主共和政治(政治公有制)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公有制思想。经过多年的思考、学习、交流,发展和完善,我觉得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有些已经在网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一>、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我读初二时领悟到了代数的构建方法,我发现所谓乘法就是对许多个相同的数作加法运算的一种简约记法,所谓乘方就是对许多个相同的数作乘法运算的一种简约记法。我将加法称之谓一阶运算,乘法称之谓二阶运算,乘方称之谓三阶运算。我用一个统一的“米”字符表示运算符号,它上面加一个数字表示运算的阶数,比如,“米”字符上面加一个1表示为一阶运算(即“+”),“米”字符上面加一个2表示为二阶运算(即“×”),“米”字符上面加一个3表示为三阶运算(即“^”)。我认为还应该有比乘方运算更高的四阶运算、五阶运算乃至n阶运算。

我将代数的这一规律称之谓“同算律”。我还发现了代数的另外两个重要构造原理:通表律和逆算律。所谓“通表律”是指,用一些通用的集合符号表示服从某种共同规律的元素符号。比如加法交换律,如果用1、2、3……等纯数字举例子表示是很麻烦的,但用a和b这样的通用形式表示却很简单:a+b=b+a,其中a和b分别表示两个自然数。所谓逆算律是指,诸如:a+b=c→a=c-b或b=c-a,a×b=c→a=c/b或b=c/a等,构造减法、开方和对数等逆运算的一种方法。

我发现代数的基本骨架是由这三个原理构造的,当然细节部分还需总结更多的构造原理。另外,我们目前的代数只发展到了三阶运算阶段,即乘方和它的两个逆运算--开方和对数运算。还有,正运算都是封闭的,而逆运算一般是开放的,即正运算不会导致数域的扩充,而逆运算一般会导致数域的扩充。由于我认识到还存在比乘方更高的四阶运算、五阶运算等,所以我认为复数数域只是代数发展到三阶运算阶段的最大数域,随着对四阶运算、五阶运算等的认识,数域的范围也会随之而扩大。

初二的这一领悟对我后来的许多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发现使我很早就认识到代数是一门严谨的演绎体系,是可以不通过任何实践活动而仅凭我上面说的三个原理无限推演下去的。不过,我初二时自学过微积分,我对微积分具有十分广泛的实用价值而感到惊奇,但我却意识到从我说的这三个原理中很难推导出微积分这门高等数学,这使我认识到这三个原理是我从现有的代数中归纳出来的,因此这种推演必然是封闭的——封闭于代数,要想使这一推演为开放的,我们就必须去归纳更多的、更基本的原理,而归纳所依赖的基本知识的产生是必须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一认识使我后来在接触西方哲学时能很容易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从而写出《演绎、归纳与宇宙的统一性》等文章。

了解西方哲学的人应该知道,西方哲学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公理方法的影响很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主要是研究“必然的得出”的演绎逻辑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可以从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公理)出发,通过“必然的得出”推出各种定理构建整个几何学体系。后来的西方人以欧氏几何为楷模,以亚氏形式逻辑为指南,总是试图将各门知识建立成公理化的演绎体系。

但是公理是如何产生和发现的呢?这成了这一方法的最大问题。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以及近代的伽利略给出了答案,就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建立和发现公理(定律),培根将这种方法称之谓归纳法,并被后来的穆勒总结为“求因果关系五法”。爱因斯坦将西方的科学归结为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我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思考虽然受益于代数而非几何,但从中领悟到的西方哲学和科学精神却是一样的。这可能与代数建成体系要远比几何迟有关。在代数和几何两者间,我明显的更喜欢代数,因为代数不需要任何公理,它是一个纯概念的演绎体系(1+1=2不是公理,而是定义,即我们将1+1定义为2),而几何却依赖于一些基本公理,我从那时起就有一种不愿承认公理的心理。

经过多年的思考使我认识到演绎法从本质上讲它其实是客观宇宙的方法,主要表现为时间序列的演化以及空间序列的结构组成。而归纳法才是人类的方法,人类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宇宙中获取知识的——获取时间序列上的演化知识和空间序列上的结构组成知识。由于人类的知识是对客观宇宙的局部认识,因此人类的知识也必定表现为某种演绎性,尤其是数学知识与物理知识。宇宙的演绎性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即客观事物一般都有共同的起源——本源,和结构组成单位——本原。而归纳法的根本任务就是逆着客观宇宙的演绎方向求解客观宇宙的本源和本原,所以我提出了“求本源和本原归纳法”。

大家可以从《代数的体系》、《演绎、归纳与宇宙的统一性》、《认识论的终结》、《西方哲学应破除演绎中心主义》、《最可靠的归纳法——求本源和本原归纳法》等文章中了解我这方面思想的发展脉络。

<二>、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当我头次接触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由杰出人才治理国家的思想时,我大受感动,感到它帮我说出了我潜意识里一直想表达但又还没有表达出来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与我当时的生活经历有关。

我刚高中毕业,父母就告诉我有教育局的占地招工指标,问我去不去?由于教书要读师范,而我刚读完高中不愿再读与高中同级别的中专的师范。父亲则认为教育局的占地招工指标肯定要分配到乡下,而教育系统的到乡下后不容易调上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电力局的,他认为电力局要比教育局好,所以也不大愿意让我去。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社会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找工作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而是搞什么“占地招工指标”、“内招”,是由父母决定的。

大约一年左右,父亲真的把我弄到电力局上班了。当时弄到电力局上班是比较容易的(只要父母有一方是电力局的,子女吃商品粮的,就可以弄进去),但上班容易,弄到招工指标却很难。没弄到招工指标在里面上班,只属于待业青年——上班了却还只能算待业,真是会发明创造,就像农民进城打工叫农民工一样。同样上班,干同样的工作,正式工与待业青年的待遇差别是很大,而电力局又是所谓的好单位,外面的都想往里面挤,招式指标常被内部的或外部的有权力、有关系的人弄走了,给了其子女或亲属。

正是这样的环境使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我们的社会其实还是一个血缘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能力是次要的,父母和亲属的权力、地位、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当我首次接触到柏拉图由杰出人才治理国家的思想,我才有那样的感觉。

但这并不能说我的这种思想是受西方的影响,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中国古代的墨子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尚贤,只不过由于机遇原因我是先从柏拉图那里接触到这种思想的吧了。另外,到目前为止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为主流。

不过,我觉得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是一种精英主义,只强调杰出人才的作用,而忽视了下层人民的作用。所以我提出了更合理的思想——能力治国。与柏拉图的由杰出人才治理国家的思想不同,能力治国是把我们每个人都看成有某方面能力、特长的人,主张应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将人的能力与社会分工最恰当的搭配起来。墨子的尚贤到与之更为接近。

可笑的是,许多人一听到能力治国一词就把它定性为精英主义,难道我们非要无视人的能力差异、特长不同才算合理吗?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更好的词表达我这方面的思想,那就是科学治国。能力治国是科学治国的基本要求,民主选举与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两种方式,分权制衡则是实现科学治国的制度保证。

提出能力治国的思想后,我立即想到了它的对立面——血缘治国。我认为能力治国本来是最容易实现的,但由于人类社会化血缘关系的原因,当有能力的人获得了权力和财产之后,通常不是将权力和财产转交给和他们同样有能力的人,而是更愿意转交给他们的子女,这样权力和财产就不可避免的逐渐落到了无能之人手里,国家和社会的灾难就由此而产生,人民的疾苦就由此而造成。而传统的中国是宗法社会、血缘等级社会,因此受此危害最大。

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权力和财产如果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得的到不一定是坏事,比如,盖茨和巴菲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得的巨额财富。真正成为坏事的是,那些纨绔子弟们可以不劳而获,仅仅因为出身好而从其父母那里继承权力和财产。所以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反对的是这种建立在血缘继承权基础上的家族性质的私有制(世袭制),而不是那种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权力和财产的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另外我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指的生产资料,是一种经济意义的私有制或公有制,而忽视了另一种更重要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政治私有制或政治公有制,即权力和社会地位归谁所有、能否世袭给其子女。

这让我将能力治国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了,我认为能力治国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应该反对那些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权力和财产的人,而应该反对的是由血缘继承权造成的社会不公、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

进一步的思考让我认识到,西方目前的政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公有制,在那里即使是最高权力也受到限制、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有分权制衡(不一定是三权分立)这种方式作保障,官员(政务官和事务官)是通过选举或考试的方式选拔的人民信任或有能力的人,人民的权利通过选举来表达。而古代的皇权(王权)专制世袭制则是一种真正的政治私有制,最高权力没有限制和制约,皇帝或国王在皇族中世代相传,人民的权利无法表达。尤其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世袭制,是一种最完善的政治私有制,在那里社会的各阶层几乎都是通过世袭制而世代相传,人的能力被世袭制窒息。当然西方目前的政体还存在很多不足,还需要完善,但作为政治公有制显然已经成型了。

这样,我就将能力治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及宪政民主共和思想结合起来了。

大家可以从《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理想国》、《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再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与能力治国运动》、《共和与权力公有》、《民主制与公有制》、《五权分立制和能力治国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后》、《我们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等文章中了解我这方面思想的脉络。

<三>、中西文明及社会主义融合观的形成与发展:

我人生中曾有两次在图书馆集中读书:一次是小学毕业至初一,当时主要看的是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两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是《星星离我们有多远?》,让我对宇观世界有了基本了解,另一本是《在10-13厘米以内》,让我对微观量子世界有了基本认识;另一次是高三下半年之后的好几年,这一时期读的书比较多、比较杂,有科技方面的、哲学思想方面的、社会政治方面和历史文化方面的等等。

正是在这第二次集中读书的过程中,我接受了融合中西文明及社会主义的思想,并立志为之而奋斗。

1840年至今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明受到西方文明严重冲击的时期。传统儒家文明受到严重摧残,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礼仪和风俗,社会的惯性方面还保存;近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虽然巨大,但真正在中国立足了的却主要集中在物质文明层面;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但几十年的实践问题不少,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更让我们迷茫。中国还未能从这个特殊时期走出来,中国未来的出路应当是将这三大文明的优质成份结合起来而去其糟粕。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早年的志向,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基本框架已经成型。细心的读者其实可以从上面的两小节中看出端倪。我的融合可以分为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两大方面。

在哲学思想方面,我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的“大统一”——宇宙的统一性来融合西方哲学中的演绎和归纳。所谓宇宙的统一性,是指复杂多样的客观事物一般都是由共同的起源——“本源”演化而来的,和由共同的结构组成单位——“本原”组合而成的,因而服从共同的规律——原理和公式。

宇宙的统一性其实也就是客观宇宙的演绎性,即客观宇宙存在两个方面的演绎,一是时间序列上的演化,二是空间序列的结构组成。而西方哲学家们谈的演绎一般是指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演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欧氏几何。但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从与其生活比较紧密的客观宇宙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演绎只不过是对客观宇宙的演绎的局部反映吧了。

而归纳法才是人类认识客观宇宙的真正方法。人类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宇宙中获取知识的——获取时间序列上的演化知识和空间序列上的结构组成知识,归纳法的根本任务就是逆着客观宇宙的演绎方向求解客观宇宙的本源和本原。人类的归纳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的客观宇宙不是杂乱无章,不是随机变化的,而是有共同本源和本原的,服从共同规律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归纳法其实就是对客观宇宙的演绎性作逆运算,而客观宇宙的演绎性则保证了这一逆运算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是对他们之前的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唯理主义(演绎主义)和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的融合,但他们走的路子是用唯理主义融合他们之前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他们之前的唯理主义认为存在绝对可信的知识——公理、定律,以此作为演绎法的推理前提和基础,因此是有基础(公理、定律)的唯理主义。他们吸收了他们之前的经验主义思想,对公理和定律抱有怀疑,认为公理和定律会随着经验认识的进展而深入,因此是无基础的唯理主义。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演绎法的前提是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辩证展开的,从而提出和发展了辩证逻辑。

我的哲学也是对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融合,只不过我走的路子与康德、黑格尔的路子正好相反,是用经验主义融合他们之前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之前的经验主义是鲜少谈客观宇宙的,而我则认为演绎性和唯理性是客观宇宙的基本特性,正是由于客观宇宙的演绎性、唯理性,才保证了人类归纳法的有效、经验的有效。我也对人类知识体系中的演绎的前提抱有怀疑,认为它们是通过“破缺循环”的方式展开的,主张从对客观宇宙的本源和本原的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中获取这种知识。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我从对传统中国的血亲等级社会在当代中国的遗留(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废除了皇权世袭制,但1905科举制的废除却让我们又回到了门阀社会)的反对,以及受柏拉图、墨子的启发,提出了能力治国的思想。认为真正的私有制社会应当是建立在社会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性质的,即父母可以将其权力和财产世袭给子女,我将这样的社会称之谓“血缘治国”的社会;真正的公有制社会应当是废除了这种世袭制的社会,任何人都是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自己应得的权力和财产的“能力治国”社会。因而对社会主义的公有观和私有观进行了改造。

另外,我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公有制,还存在政治公有制这种更重要的公有制。我认为西方目前的宪政民主共和制就是一种政治公有制,只不过他们的经济制度还处在集体所有制(股东集体所有的股份制)阶段,还没有转变成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的福利国家制度和高额遗产税则是在消费资料方面向经济公有制转变。因此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融合进来了。

我认为只有政治公有制兼经济公有制的完全公有制社会,才是真正最理想的社会,我将这一社会称之谓“新社会主义”社会。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只强调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却忽视了消费资料的公有制以及政治权力的公有制。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的政治公有制理念来源于卢梭所信奉的古希腊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既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又容易导致少数人专制。是一种缺少制度保障而人治因素比较强的民主。他们没有理解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共和制的精粹,是通过宪法规定、分权制衡、人民主权、法制等多重制度保障的方式实现的政治公有,它体现出来的精神是制度治理和法治,而恰恰与人治相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完全公有制的社会,是因为在私有制社会里,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权力、公共财产)被少数人或少数家族所霸占,变成了其私人物品,并通过血缘关系世代相传。这些人不仅霸占了社会的公共领域,而且还对广大人民的私人领域随意践踏,让他们的生命、自由和安全得不到保障。建立公有制社会的目的正是为了将公共的回归公有,只有社会的公共领域回归公有,人们的私人领域才能真正得到保护。

近现代西方建立宪政民主共和制这种政治公有制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等私人领域不被侵犯。他们的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巨额财产(尤其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血缘世袭同样是对广大平民的私人领域的危害,传统社会主义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发展壮大的。现今的西方,在生产资料方面,通过公司制逐渐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在消费资料方面,通过福利国家制度和高额遗产税逐渐建立了社会的公共财产。他们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承前进就能建立起完全的公有制社会。我们则由于宗法社会传统通往完全公有制社会的道路可能会波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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