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原理

作者: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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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权力所有制:

马主义官方理论所说的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形式,通常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限制在物质资料范围内,尤其是生产资料范围的所有制局限了我们的视野,妨碍了我们的思维。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所有制概念进行扩充,不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还要包括消费资料所有制,更要扩充到政治领域,即人们对权力的占有形式——权力所有制,这种对权力的占有形式、尤其是对政权的占有形式比生产资料所有制更深刻的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生活。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消费资料所有制可以合称为财产所有制,而财产所有制是属于经济领域的,所以我早年常称之谓经济所有制,而与政治(领域的)所有制——权力所有制相区分。财产所有制是建立在财产权之下的,即国家的法律、制度对财产权的保护,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所谓的财产所有制,因此财产所有制归根结底还是属于权力问题。而权力所有制则是建立在武力之下的,是武力达到某种平稳状态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的权力体系。

事实上,有学者考证,马克思所使用的“Eigentum”一词,理解为“所有”或依据上下文的文意译为“所有物”较符合作者原意,而通常译为“所有制”或“财产”都不确切。另外,英文ownership是“所有权”,其意义与system(制度)不同,而我们通常将ownership译为了所有制。“所有权”是法律中的“法权”概念,并不是“制度”。“制度”是比“法权”更基本的概念,涉及的范围更广。

我们将所有制从生产资料上升到权力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充到政治领域,可以帮助我们清晰的认识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古代虽没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说法,却有“公天下”(“天下为公”)和“私天下”(“天下为私”或“天下为家”)的论述。中国古人就是以政权的所有为核心标准判断“天下”的性质的,如果政权属于天下人所有,这个“天下”就是“公天下”;如果政权属于一家一姓私有,那么这个“天下”就是“私天下”(“家天下”)。

中国古人的“公天下”是夏启开创王权世袭制(“家天下”)之前的“禅让制”时代,以及《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时代。但现代的“公天下”就是共和制。共和制是君主制(“家天下”)的对立面,“共和”的英文单词为Republic,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ublica(公共事务)。孙中山的“共和”观念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近现代西方也是先追求的政权公有制——“共和制”,然后再进一步追求消费资料公有制——福利国家制度,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也就是说,近现代西方是在先完成了共和革命,再进一步发展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人们普遍没搞清楚的逻辑顺序。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

马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变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新的上层建筑似乎自然会形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有深入研究,但对新社会的上层建筑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论述,可能就是由此。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易中天的观点更有道理。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三大类型:财力社会、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并认为,西方是典型的财力社会,中国则是典型的权力社会,游牧民族则是典型的武力社会。马克思是西方人,在西方这样的财力社会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观点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但是如果是在中国,我们更应得到的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观点。

事实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一个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哪个作用强一些,这与社会类型和历史时期有关。财力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强一些,权力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强一些,武力社会更是如此;在某些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作用强一些,在另外一些时期上层建筑的作用强一些。

打着马主义旗号的苏东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偏重于权力社会特点的国家建立的,而与他本人预测的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首先建立的观点相逆。在这样的国家改变上层建筑要比经济基础更为重要和迫切。

三、政治所有制的提出:

笔者早年由于对现实社会中的“占地招工”、“内招制”、“官员子女当官员”的不满,以及受到柏拉图《理想国》中由杰出人才治理国家思想的影响。我提出了“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的区分。

经过多年思考及搜寻历史资料,我发现“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相互斗争的历史。”总体而言,“血缘治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U”字型的发展历程;“能力治国”则相反,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正“U”字型的发展历程。未来的社会必然是完全消灭了血缘治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能力治国的时代。以此思想取代了马主义的阶级斗争说。

后来又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将“所有制”概念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将“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推广到“人”对“人”的占有和支配,提出了“政治私有制”与其对立面——“政治公有制”的新概念。而认为原有的“私有制”与“公有制”只是指“经济私有制”与“经济公有制”。

另外,我个人所反对的主要是家族性质的私有制,即父母可以将其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世袭给其子女的制度。我认为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具有正当性,这也是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须的;不正当的是由于出身的优越、血缘优势而可以不劳而获从其父母那里继承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人类社会长时间没能得到良性治理从根本上讲就是由此造成的。

我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公平、公正的竞争,通过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获取相应的权力、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公有制”社会。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四、弱私有制与强私有制:

我认为通常的马主义理论所说的私有制主要是个人性质的、经济意义上的,即生产资料归哪一个人私有;公有制则相反,就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我认为个人性质的私有制意义不大,且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私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有了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才有重大意义、才能绵延不断,对人类社会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有重大意义。因为如果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不能血缘继承或世袭,那么这种财产和政治权力终归是有限的,在其生命结束后也就终结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将其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世袭给其子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对个人的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进行限制,并提倡即时消费,而不会允许个人积累庞大的财产和极大的政治权力。

事情的真相是,个人性质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础,家族性质却是私有制得以发展壮大、得以绵延不断的根源。没有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就不会有家族性质的私有制,但没有家族性质的私有制,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就不会发展壮大、绵延不断。我将仅具有个人性质的私有制称之谓弱私有制,而将还具有家族性质的私有制称之谓强私有制。

由于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相应的权力、社会地位和财产是正当的,也是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须的,而不正当的是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主要是家族性质的私有制、是强私有制,而绝非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弱私有制。真正的万恶之源绝非私有制,而是社会化的血缘制度——权力世袭制和财产世袭制。

我主张消灭的主要是家族性质的私有制、强私有制,而非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弱私有制,因此消灭了家族性质的私有制——血缘继承制或世袭制,而实现了相反的选贤与能的制度也就实现了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公有制”社会。

即在我看来,衡量一种制度是私有、还是公有的标准是看其权力或财产的获得是主要靠血缘继承,还是主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如果一种制度其权力或财产的获得主要靠的是血缘继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私有制;如果一种制度其权力和财产的获得主要靠的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那么这种制度就是公有制的。

传统社会主义所针对的是个人性质“弱”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消灭了个人性质的“弱”私有制一并将人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也消灭掉了,却忽视了更重要的家族性质的“强”私有制——权力继承制和财产继承制。这是他们建立的“新”社会效率低下,人民缺乏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原因。

五、一些概念的明确定义:

下面我给政治私有制、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公有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谓“政治私有制”是指建立在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血缘继承制(世袭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即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制度,亦可称之谓权力私有制、社会地位私有制。中国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私有制(秦至清时期只是政权私有,官权非私有),印度的种姓制则是典型的社会地位私有制。

所谓“政治公有制”则是指人们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必须通过公平、公正的竞选或考选获取,亦可称之谓权力公有制、社会地位公有制。民主选举和科举考试分别是西方和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取代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血缘继承制的两种选贤与能的社会制度。

所谓“经济私有制”是指建立在财产的血缘继承制(或称之谓“世袭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即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的一种制度,亦可称之谓“财产私有制”。

所谓“经济公有制”则是指人们的财产是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的,亦可称之谓财产公有制。现代公司中的职业经理人、CEO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代表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势,而股东、董事会代表则是传统的力量。

六、如何实现公有制或能力治国?

在消灭了“天下为私”的皇权政治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天下为公”的政府——公共政府呢?孙中山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权能分治”。即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或者称之为“民权”,简称“权”;“治权”,简称“能”。

“权能分治”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万能政府,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前提下,把“治权”完全交给政府去行使,“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可以行使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是平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的民主,我们现今一般称这种民主为“直接民主”。这种民主并不选举出独立的政府来治理城邦,而是其本身既是“政权”,又是“治权”。这种民主对有能力的人非常畏惧,他们认为选举有利于名门望族及有能力的人,所以除非必要(如选举军事将领),他们不采取选举,而是采用抽签、轮流的随机方式决定人选。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陶片放逐法”,对那些最具有声望和能力的人进行放逐——离开城邦,期限为10年(一说5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

与之相反,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代表的思想,主张国家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统治,来治理。《理想国》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是“政权”和“治权”相合一的,只是它们是掌握在精英手里,而非平民手里。“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科学家的观点”。

雅典民主虽然很好的保护了“民主”,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人才引领的,将人才当作瘟疫一样防备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的是一个有能的政府,却没有防止个人专权的有效措施,另外平民的权益被严重忽视,同样也是不好的。

一个现实可行的权能政府不能是大脑凭空想像出来的,而应当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庆幸的是,西方和中国的长期历史实践都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

西方为我们提供的是民主投票选举制(简称投选),中国为我们提供的是科举考官制(简称考选)。投选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决定在同一领域、同一层次的范围内通常要比少数人的决定更正确;考选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治理国家是需要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非常强的能力的,因此就必须培养治国者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并通过考试的方法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来作官。

在19世纪中期以前,英、美等国的选举制导致了严重的“政党分赃制”(或称之谓“政党分肥制”)。即选举胜利的执政党一般根据录用对象的政治立场、政治忠诚和经济支持来决定取舍。这是一种以“政治上可接受性”为标准的政治录用体制。这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随着执政党的定期更迭,政府行政人员经常大规模地换班,由此形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局面,其结果一方面是搞掉了大批精于政府行政业务的管理官员,严重破坏了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各种昏庸无能之辈和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盘踞权力的宝座,致使政府缺乏人才,行政管理紊乱,工作效率低下。

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现今西方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种: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由选举产生的,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事务官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为常任制,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现有文官250万,政务官仅4000人左右,两者的比例为625/1。在其它西方国家,文官与政务官的比例同样是惊人的。政务官虽然人少,但掌握着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但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转是由事务官实际操纵着,事务官是国家机器运行的中坚力量,保证了政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政务官是民选的,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是民意的体现,代表人民掌握“政权”;而事务官则是通过考试产生的,是“能”的体现,掌握着政府的“治权”。西方现今的“两官分途”与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思想是一致的。

“两官分途”或“权能分治”虽然解决了人民的“权”与政府的“能”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因为在行政、议会、法院的“三权分立”架构中,我觉得议会是最能体现民意,因此议会的议长和议员是最应该采用单纯的选举方式产生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法院则最需要的是法官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法律条文的深刻理解,因此法官是最适合通过单纯的考试方法产生的;行政长官则最好兼顾“民意”和“能力”,即先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出一些最优秀的候选人,比如2-10名,然后由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长官(这种方法也是孙中山先生首创的)。这样构建的政府才是真正最合理、最优秀的政府。

美国的总统大多是无能之辈,美国的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这些都是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不完善之处。而上面的方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可以建立一种更完美的权能政府。

七、能力治国与自我实现: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也就是说,人必须干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

因此能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的自我实现的需求的社会才是最幸福的社会,而要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的自我实现需求就必须实行能力治国,因为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的一种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虽然没有提到人们对自由和公正的需求,但这两种需求也只能是人的中级层次的需求,是不及于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因此自由主义追求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思想理念,以及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以“公正”为核心的思想理念,都不及于能力治国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八、新思想产生了共鸣:

我所说的“能力治国”其实就是“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血缘治国”就是“政治私有制+经济私有制”。至于“政治公有制+经济私有制”、“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这两大组合则属于半“能力治国”、半“血缘治国”。

2001年我开始踏入互联网以来,将这种思想发布在网上并在和网友们的交流中逐步完善。当然那时的思想远没有上面所表述的那样明晰和成熟,得以明晰和成熟要感谢广大网友的帮助、批评和指正。

现今,权力私有、贫穷世袭这类思想已成为人们揭露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个十分有效和广泛使用的工具。当然这绝不能归为我个人的功劳,因为我的这类思想本身就是产生于现实社会,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观察、体验和领悟。相应的,还有众多和我一样的人观察、体验和领悟到了这一现实问题,所以大家才能产生共鸣。我个人只能说,通过多年的思考和总结,我的这类思想更为明晰、成熟和完备。

九、经济学中的概念用在政治中是否恰当?

我最先是在《能力治国与血缘治国》一文中提出政治所有制的概念的,一位网友看后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很有意义,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他要我阐述的更详细一些。《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就是为了更详细的阐述政治所有制而写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网友也认为这一理论的确是对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大突破。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学中的概念,用在政治中不太妥当。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认为概念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深入而变化的。我们在描述新事物、新认识时常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借用一些与新事物、新认识有共性的老事物、老认识作类比性描述的,这样容易让人较迅速的掌握其要领。

以前我看过一些自由民主理论的书,一些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是借用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来阐述自由民主制度的,他们称议会为政治市场,那些竞选的各党派就相当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公司,他们在议会这个政治市场中通过竞争以决定胜负。既然这些著名学者能借用经济术语来描述政治现象,我认为我借用经济术语描述政治现象也是合理的。

十、政治所有制VS权力所有制:

wdyan网友看了我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应当用“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代替知原的“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作者认为:

“知原把“公有制”、“私有制”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概念,笔者对此有异议。把经济术语用于政治领域当然是应该的,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二者当然是相通的,更不要说术语上的相通。”

“把“公有制”、“私有制”引入政治领域,对于理解在政治领域长期存在的权力的私人占有和全民占有很有裨益,私人占有权力的制度当然就是权力私有制”。“知原的作为当然是创举,但还很不完善,尤其用“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样的概念并不严密。实际上政治本身无所谓公有私有的,政治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集体的,针对一个人的任何行为叫政治都是不当的,更不要说是个人占有政治。政治无论如何都是全体民众的事情,只是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权力——从形式上必须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行使,这才出现了权力的公有私有问题。”

“知原的本意也是想说权力的公有私有,但却把概念定为“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是把概念生搬硬套的结果,实际上一个概念由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时,其内涵和外延都要随新领域的特征而变化。政治公有和私有就是如此,应当立即改正为“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否则,要么体系将不能深入探讨下去,要么不能应用于实际。”

我想说的是,我所说的“政治私有制”、“政治公有制”,并不是指政治是否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全民所有的问题,政治当然任何时候都是针对全民或一个集体的,而是指政治领域中的所有制,或者说,一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或形态是“公有制”的,还是“私有制”的。政治不能归个人所有,但是它的领域是存在所有制问题的,或者它的性质和形态是有“公有”和“私有”之分的。

另外,我在前面说过的,“我说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主要是从家族性质的角度讲的,而非从个人性质的角度讲的,即衡量一种制度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标准是看其是实行的血缘继承制,还是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和考试选拔制。”我还说过,“我认为个人性质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意义不大,私有制是因为有了家族性质才有意义,是因为有了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才有重大意义。公有制则是要去掉这种家族性质——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而实行相反的制度——民主选举制和考试选拔制。”而wdyan网友其实讨论的还是个人性质的私有制与公有制问题。

不过我认为,wdyan网友所说的“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正确的,同样的与之相关的经济层面的“财产公有制”、“财产私有制”的提法也是恰当的,但同样不应该从个人性质的角度来解释,而应该从家族性质的角度来解释,从世袭制和血缘继承制的角度解释。因为,权力所有制和财产所有制是从微观角度讲的,而政治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则是从宏观讲的,这两者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后来网络上广泛采用的都是wdyan网友所说的“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很多有关“权力公有制”、“权力私有制”的信息,但“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却只能搜索到我个人的文章。但最近我一朋友在看了我的《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有关“政治公有制”、“政治私有制”的论述与我交流后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政治所有制”要比“权力所有制”好,“政治所有制”犹如一把锐剑直指整个政治制度,“权力所有制”则锐度大减只是指政治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建议我写一本专门论述“政治公有制”的书,要做到概念明晰、论述无懈可击,书不需太长,犹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即可。

本书或本文即是在他的建议下所做,但也是我的《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一文从“一论”到“二论”,再到“三论”的不断完善。《三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在以前写出后,由于当时的知识储备和认识还不够,写后很不满意,本书其实是对“三论”的修改和完善,当然也可以算是《四论政治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

十一、罗素论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

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很聪明,创立了很多新观点、新思想,但随着知识的增多,我才发现我所悟出的很多观点早在前人就已经产生了。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失去了思想的独创性。但也让我感到我的很多思想远非一些人所说的不实际,是空中楼阁,而是很实际,因为早在前人就有了,只是还比较原始,我只是将这种思想发展完善了吧了,这也说明了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关于政治私有制和经济私有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 洛克的政治哲学”中就有表述:

“世袭主义在政治里差不多已成泡影。在我一生当中,巴西、中国、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绝踪了,换上一些不志在建立世袭朝代的独裁者。贵族阶级除在英国而外,在欧洲各处都丧失了特权,在英国也无非一种历史性的形式罢了。

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切还是很近的事,而且和各种独裁制的抬头大有关系,因为传统的权力体制已被一扫而光,为成功地实行民主所必需的习性还未暇成长起来。倒有一个大组织从来不带一点世袭因素,就是天主教会。各种独裁制假若存留下去,可以逆料要逐渐发展一种政治形式,和教会的类似。

就美国的大公司说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些大公司拥有和政府的权力几乎相埒的权力,或者说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一直是拥有的。

奇怪的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范围内几乎没有起丝毫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我们仍旧认为理所当然,人应该把财产遗留给儿女;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承认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但是经济朝代活下去。现下我既不是发议论赞成、也不是发议论反对这样地不同对待这两种权力;我仅仅是指出存在着这事情,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读者试想一想,由大宗财富产生的对他人生命的支配权要世袭,这在我们觉得多么自然,你就更能了解,像罗伯特?费尔默爵士那种人在国王权力问题上如何会采取同样的看法,而和洛克抱一致思想的人们所代表的革新又是如何之重大了。

要想了解费尔默的理论如何会得到人的相信,洛克的反对理论如何会显得有革命性,我们只消细想一下当时对王国的看法和现在对地产的看法是一样的。土地所有主持有种种重要的法权,主要的是选定谁待在该土地上的权力。所有权可以通过继承来传让,我们觉得继承到了地产的人,便对法律因而容许给他的一切特权有了正当要求资格。然而究其实这人的地位同罗伯特?费尔默爵士为其要求而辩护的那些君主们的地位一样。如今在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庞大地产,其所有权是西班牙王所实际赐予,或伪托是他所赐予。他所以有资格作出那样的赐予,无非是(一)因为西班牙信奉和费尔默的见解类似的见解,(二)因为西班牙人在交战中能够打败印地安人。然而我们还是认为受到他的赐予的那些人的后代继承人有正当的所有权。恐怕到将来,这事情会跟费尔默在今天显得一样荒诞吧。” ”

十二、政治公有制与新社会主义:

笔者提出的“政治公有制”,有网友评价这一思想打开了新社会主义的大门,是真正的新社会主义。并说:

“新社会主义是多年前知原搞的,之所以有个新字,是何新先于知原糊弄出来的,知原把它系统化了。那里最值得参考的是提出了政治公有制的概念。其实,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烂七八糟的社会主义,有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有项观奇的半社会主义,有韩德强的混合社会主义。还有卢麒元的新社会主义,重点是说如何驾御好资产阶级法权。总之,这些依靠灵感搞的社会主义,都是早期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没有什么新鲜的玩意。我看只有知原的政治公有制有创意。”

另有网友评价说:

“百余年的社会形态理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焦点,现在知原提出了政治公有制为根本的概念,是百余年社会形态理论的突破与前进。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哪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政治公有制的实现他提出了能力治国,在经济方面提出了能力和工作相匹配。百年突破有知原,他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理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虽然很多人没有直接声明知原理论的宝贵,但知原理论已潜移默化在他们的思想里,对社会进步富强的作用不可估量。”

笔者的“新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实是在以前的《中华复兴方略》中就已经构建出来了,只是由于社会主义被苏联、东欧、朝鲜等搞臭,所以以前未打出“新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尽量和“社会主义”撇开关系。而一般称之谓“理想国”、“能力治国的社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来又在乌有之乡上看到了《何新最新言论:用新社会主义取代新国家主义》,所以启发了笔者将以前的一些旧文章整理成《新社会主义》,另加了几篇新文章,就构成了现在的《新社会主义》一书。这一书由于只是以前零散文章的汇编,不是系统写的,所以思想零乱,文章的逻辑关联性不强,可读性很差,所以一直促使我写一篇系统论述这方面思想的文章,从而有了本《原理》或《简论》。

十三、民主共和制就是政治公有制:

“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 publica”,“res”指的是“实质的东西”,“publica”指的是“关于国家或公共的”,合起来就是指“公共的事务”。15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和马基雅维利,用这个词指称中世纪时期意大利北部的非君主制城邦。后来,这个词逐步演化成指称“世袭”和“神权”之外的政体。孙中山先生更进一步将“共和”解释为,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中世纪的欧洲基本上都是君主制国家,因此“共和”在近代主要是作为“君主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作为一种反抗“世袭君主制”,建立一种优秀政体的政治理想而被追求的。

英国是近代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共和国”,但由于历史传统的束缚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不彻底,所以革命成功后并没能完全消灭君主制,而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基础上对君权进行了重要限制,即建立的是“虚君共和”。

美国由于是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因此没有历史传统的羁绊,所以美国的开国者们一开始就正确的接受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观念,较好的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共和国”。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也是反“君主制”——皇权或帝制的革命,革命理想是建立“共和国”。

近代的共和运动主要是为了反对“君主制”,而“君主制”典型特点是“私天下”,即国家政权属于君主一家的,并在君主家族里世代相传。英、美革命成功的建立了“贵族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典型特点“集天下”,即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这个“集团”——其实质是一些大家族手里。随着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争取人民“普选权”斗争的胜利,成功的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国”的典型特点是“公天下”,即国家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里。正因为此,所以孙中山先生将“共和”解释为,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但“集天下”是一种不稳固的状态,在“集天下”阶段要么逆历史潮流退回到以前的“私天下”阶段,要么顺应历史潮流演变为“公天下”的阶段。人类社会毕竟是向前发展的,“集天下”虽可能经历很多波折,但多会演变为“公天下”,因此“集天下”是“私天下”向“公天下”过渡的中间状态。

十四、从政治公有制到经济公有制: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到现今,基本放弃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却主张并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福利国家制度。福利国家制度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关公共消费资料的制度,即消费资料公有制——只是不是全部消费资料公有制,而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消费资料公有制,都只是财产公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历史上是共和主义首先提出的“公”与“私”的问题的,只不过共和主义的“公”主要是权力的公有,尤其是国家政权的公有。而社会主义的“公”主要是指财产的公有。权力的公有意义要远大于财产的公有。一个国家的政权就是私有的,那所谓的财产公有只能是假的、骗人的,其本质是掌握这个政权的小集团的私有财产。政权私有的社会,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冒牌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骗人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是国家政权公有制,即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在此基础之下再进一步追求财产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或消费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运动是近代西方的共和运动在追求政权公有制之后,随着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高涨而进一步的追求财产公有制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是追求财产公有制,但一定不能忘了必须建立在国家政权公有制之下。

十五、西方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

西方企业经历了私人企业、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三个阶段的发展,这种发展与西方国家政体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其政体基本上都是君主制,对于君主制而言,国家政权不过是君主的私有物,并在君主的后代中世代相传,这样的政体的本质其实是政权私有制。这种政权私有制的君主制政体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家族企业是一致的,事实上私人企业也可以称之谓君主制企业,企业的所有人——老板就是这个企业的“君主”,掌握着企业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也在其子孙后代中世代相传。

近代英美等国相距建立了共和国,但当时建立的共和国是贵族共和国,按马克思主义的用语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当时的选举都是有财产资格、性别和种族限制的,即广大平民、妇女和“低等”种族都没有参政权。当时拥有选举权的只是极少数“高等”种族的男性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控制的共和国与股东控制的股份制企业是一致的,在股份制公司里只有股东才有投票决策权,广大工人和股民是没有投票决策权的。

19世纪后,随着普选权运动的胜利才使得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国”逐渐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在“人民共和国”里,年满十八岁的所有合法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共和国”则与人人都可以购买其股票的“上市公司”相一致,购买公司股票就相当于股民对“上市公司”的投票。

十六、股份制(共有制)、众有制,以及CEO的发展: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称“股份制”为“共有制”,并且推测合作制与股份制(共有制)“是向新社会形式的过渡点”。上市公司英文为public-company,直译“公众公司”,叫它“众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更切合实际。从股份制向上市公司的发展,也就是“共有制”向“社会(society)所有制”的发展。股市是语言之外、人类第二大发明,都是社会“共有”、“众有”。

另外,股份制企业一般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即所有权掌握在以董事长为核心的董事会手里,主要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经营权则掌握在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管理团队手里。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日渐繁忙。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阻滞和沟通障碍,影响了经理层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变革。

CEO(首席执行官)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原来董事会手中的一些决策权过渡到原有经营层手中。CEO不是总经理,也不是总裁,它的权力非常大,其中有40%~50%是董事长的权力。董事会成为小董事会,其主要职能是选择、考评和制定以CEO为中心的管理层及其薪酬制度。CEO虽不是企业的出资人,但它对重大决策有拍板权。

在国外,对CEO的约束主要不是董事会,而是企业中一个称为战略决策委员会的机构。这种战略决策委员会才是支持或否定CEO经营决策的主要权力机构。在许多国家,组成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人员大部分不是企业中的人,更不是企业的出资人,而是社会上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的知名人士。所以说,是人力资本控制了企业,而不是出资人,出资人的利益仅仅表现在产权的利益回报上。

CEO的设立,体现了能者为之,以人为本和为人力资本合理定价的思想。我们通常所讲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现代生产正在由围绕机器转向围绕知识进行。人力资本由此取得了对货币资本的压倒性地位。CEO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分立的理论也已经有了重要修正。

种种迹象表明,现今的西方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在远离那个所谓的私有制,而是在向公有制方向前进。相反,苏东“社会主义”更象马克思所说的“超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私有制意味着“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全面战争”,要终结人们之间的战争,只有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和私利,从而建立“公共社会”。建立“公共社会”的目的不是让它被某个家族或某个小集团霸占,从而成为欺压人民的工具。而是让它为公众所有,从而成为保护人们私权和私利的工具。这样就必须制订宪法和法律,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进行规定和限制,让他们在各自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事。

十七、福利国家制度、消费资料公有制与家庭职能的社会化: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原本只是有关美好社会、理想社会的设想和描述。但伴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及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一些睿智的思想家们从中看到了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美好社会、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从而开始运用这种思想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并力图在现实社会中建成这样的美好社会、理想社会,欧文则进一步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做社会主义试验。

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也变得异常激烈,从而爆发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需要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思潮则需要工人运动的力量来实践,所以两者一拍即合从而形成了后来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苏东社会主义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建立的其实是“超级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公有制企业不过是官僚集团的私有物吧了。相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及股市的发展反倒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状态。

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通过议会斗争,为人民争取普选权,及提高群众的福利和保障,从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福利和保障解决的其实就是人们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生活资料问题。人们以前主要是通过工资收入解决这方面的生活问题、消费资料问题的,但工资只是人们的直接劳动所得,这种收入养家糊口有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工人如果在生病、受伤及失业等情况下将难以生活。

以前这些问题其实是靠家庭来解决的,是家庭的职能。比如,家庭成员中的某人生病、受伤及失业,还有家庭的另外成员可以提供生活资料。我们幼年由父母养活和提供教育经费,老了则由子女来养活,我们成年时则负责养育子女和养活父母。如果整个家庭都遇到了困难,还可以求助于大家族中的其他家庭。

但家庭和家族解决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并且是一种落后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使人们的成长和发展深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如果出身好那么一生平坦,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一生艰辛。家庭成员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富者皆富,穷者皆穷”。所以对于穷困家族而言,一家有难,其他家庭也没多大能力帮得上忙。总而言之,在以前,社会这方面的职能是很弱的。这样的社会其实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一些自由主义左派则对此作了重大改造,那就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将原有资本家所获得的巨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社会福利。从而建立了公共领域的消费资料,这种制度可以称之谓消费资料公有制。当然不是所有消费资料都公有,而是基本消费资料公有。毕竟人们还有工资收入,工资收入是一种私人性的收入。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国家有义务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但是人们还想过更好、更高档的生活,那还需要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

这一改造作用是深远的,不仅缓和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将我们从家庭、家族的成员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公民”,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公民意识”。福利国家制度其实是将以前原本属于家庭的职能转变成为社会的职能,因此这样有助于解决出身的不平等问题,促进公平、公正社会的发展。

因此,消费资料公有制的作用其实比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意义更为重大。生产资料公有制只不过让我们免于受剥削,消费资料公有制不仅能直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从血缘社会的籓篱中解放出来。

十八、科技进步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未来发展:

现今互联网的发展已从各个方面在影响和冲击我们的生活,大量中间商和实体店因此衰亡和倒闭,传统的报纸和电视已受到严重影响,电信行业也开始受到冲击。不仅如此,像银行这样重要的行业如果不是受到政府的保护的话,相信用不了多久也会被像支付宝、余额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冲击的一塌糊涂。可以想像未来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纸币、实体银行这样的东西存在,而用二维码、手机支付这样的纯电子货币方式解决。总言而之,互联网能以更少的人力、物力,更低的成本,更高效便捷的方式组织我们的社会及生活。

因此有人惊呼,以淘宝为首的互联网将导致社会的大规模失业。这种担心是存在的,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更恐怖的是像物联网、3D打印、自动化、机器人等,更为先进的技术也正在发展和步入我们的生活。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直接在本地和家里打印,而不需要通过工厂生产;自动化技术将使机器越来越不需要人操作;机器人则将替代很多人类工作。从电脑、互联网、手机迅猛发展的历程,我们相信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将变成现实。

按理来说,科技进步应该是好事情,但是如果继续保留“按股分红”、“按资分配”这样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话,那么资本家和管理者将越来越不再需要工人为他们打工,而靠自动化设备、机器人来为他们赚取利润。那么谁来养活工人?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企业的更多利润转化为人们的福利,从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福利性收入。

未来的大多数人将越来越少的依赖工资性收入过生活,越来越多的依靠福利性收入过生活。工资性收入将逐渐成为企业的管理者、技术人员,政府的管理者、专家教授等社会精英们的专有收入。科技进步应该是让所有人都享受好处,而不是只让少数权贵、资本家、管理者享受好处,广大人民倒霉。

十九、新社会主义的使命:

新社会主义的使命是继承西方国家的先进成果,努力建成“权力公有+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大生产资料公有”的公共社会,我将这样的社会称之谓“大公国”或真正完备的“共和国”。

之所以要强调“公”,而非“私”,是因为以前这些原本应该属于国家的“公共领域”的权力和财富被君主或少数权贵和富人霸占了,而成为他们的“私有物”,从而造成了少数人权倾天下、富可敌国的后果,从而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现今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些“公共领域”的东西从这些权贵和富人手里夺回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之所以要强调是“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制”,而不是“全部消费资料公有制”,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毕竟还没有达到所有人都不需要工作而可以富足的生活的地步,因此还要鼓励人们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工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通过劳动获取工资报酬而生活的成份将逐渐减少,通过社会福利而生活的成份将逐渐增多。因此,“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制”也会逐渐变成“全部消费资料公有制”。

之所以要强调“大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因为按管理学,一个人管理的最佳人数是30-80人。会管理的应能管80人,差的起码得管30人,如果30人都管不了那就不适合当管理者。因此,对于小微企业,一人管理或一个老板加几个下属来管理是最高效的,搞公有制并不适合。个体户、小微企业,私有制是最适合的。公有制是伴随着人的群组化、规模化、管理化而必然出现的合理要求。单纯的个人是最大的“私”,纯粹的“私”;少量人的群组化则开始产生“公”的成份,但仍以“私”为主;大量的人群组化必然形成“公共领域”,要想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能让“公共领域”被某个人或少数人霸占(如君主制和贵族制),因此就必须在“公共领域”实行公有制,不论是公共领域的权力,还是公共领域的财产。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公有制都是针对社会的“公共领域”而言的,至于人们的“纯粹私人生活领域”永远都该归私有的。我们认为只有清除了少数权贵和富人对社会的“公共领域”的权力和财产的霸占和私有化,才能让社会的“公共领域”真正服务于我们,而不是成为少数人伤害我们的工具。

新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谓新共和主义。传统的共和主义将自己局限在反对王权,建立“公共政权”的范围内,忽视了私有财产对“公共政权”侵蚀,从而建立的只是资产阶级小集团的“共和国”。这是不符合共和主义的本意的。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追求普选权的运动才成功的改变了这一状况。

现今,福利国家制度虽然意味着“基本消费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上市公司、股市的发展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公众化”;CEO、战略决策委员会的出现更表明人力资本取得了对货币资本的压倒性地位。但不从根本上解决“按股分红”、“按资分配”的问题,就无法消除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无法彻底根除私有财产对公权力的侵蚀,以及企业中存在的资本家或管理者对雇员的专制独裁式管理。

二十、穷人造反学说与治国安邦的学说:

马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在从历史角度出发,运用经济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性,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它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有政权从而建立新社会。

马只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却没有给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面目,应该如何治理。马主义是极好的革命造反理论,却不是一个实用的国家建设理论。在马那里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而不是要建设的更好的。马主义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在革命时期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是一旦革命成功进入国家建设时期它就只能起反作用了——导致国家内斗不断,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那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在革命成功后,建设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传统思想、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因而建立的新社会通常只是新瓶装旧酒。

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穷人造反学说,这种学说曾迷惑了广大穷苦百姓,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以为跟着无产阶级先锋队干革命能够翻身做主人。结果革命成功后,先锋队却迅速抛弃了穷苦百姓而自己成为新一代的主人,而穷苦百姓还是被奴役的仆人。历史已经对这种社会作出了莫大的嘲弄,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即从现实社会制度的问题和弊端出发,探讨如何减小或消除这些问题和弊端。现实社会的最根本问题是什么?答案是社会化的血缘关系,即权力和财产世袭制。

血缘关系本是人的一种自然关系,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但将这种自然关系发展成社会关系却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导致了权力和财产的世袭制,导致人的命运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到的,而是由出生决定的。这个问题使得穷人的子女世代为穷人,富人的子女世代为富人。这个问题一直限制着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阻碍着有才能的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这个问题,将现实社会改造成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这种“新社会”不是在遥运的未来才能实现的,而是在当下就能实现,只要上层愿意治理好当下社会就可以运用我们的理论,如果上层没有这个识别能力或不愿意抛弃自己的私利,那么就在这个“旧社会”崩塌之后重新建立“新社会”。

这种“新社会”就是近现代西方一直在努力改进的,政治领域从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再到民主共和制;经济领域从企业为一人一家所有的纯私人企业到股东集体所有的股份制企业,再到社会公众所有的上市公司。

二十一、从阶级斗争到阶层合作:

在旧语言中,阶级与阶层概念的异同: ① 阶级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的大的社会集团。阶层则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与声望的高低而划分的。 ② 划分标准不同:阶级以个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特别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为基础,阶层则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与声望的高低而划分的。 ③ 关系的性质不同:阶层和阶层间不一定彼此敌对,但阶级与阶级之间是对抗性的矛盾。

关于阶层和阶级关系的观点,笔者更认同何新先生的观点,“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阶层具有合理性,因为它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系统化的组织形态,它不是水一样均匀和平的东西,因此不可能做到人人都一样。一个最好的社会就是将不同人的才能与社会分工最佳的搭配起来,让每个人都能最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社会也是最有力量的社会。

但世袭化、非流动化的“阶级”却是反动的,因为它使得“社会分工”不再只是一门“工作”,而变成了利益享受的位置或地位;它使得人一出生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位置或地位,个人的能力、努力并没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是有一个好爸爸。

“阶级”自然是有矛盾和斗争的,因为那些出生寒微的有能力的人要通过“斗争”或“革命”的方式反抗、消灭这种无法流动的社会和制度。但“阶层”却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产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从低层进入到高层,而不会选择“斗争”或“革命”的方式。但我们要的不是那种抹平阶层差异、抹平社会分工的“阶级斗争”,因为这种“阶级斗争” 是反社会、反人类的、反自然的,而是那种“去世袭化”的“阶级斗争”,因为“去世袭化”意味着社会的正常化、合理化。

如何去世袭化?就是要废除权力私有制和财产私有制。权力私有制又可以分为君权私有制和官权私有制,财产私有制又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费资料私有制。在权力私有制和财产私有制中,废除权力私有制要比废除财产私有制更为重要和根本。在君权私有制和官权私有制中,君权又要比官权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君权意味着掌握着“政权”,官权则只是“帮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费资料私有制中,消费资料又要比生产资料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消费资料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而生产资料只是间接的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就是消灭官权私有制后逐渐建立和完善的一种选官制度。在西方,共和制就是与君权私有制相对立的一种制度。共和制就是国家权力是公共的,而不是哪个私人的,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命定的,而是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过于强调了消灭财产私有制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消灭权力私有制的重要性,因此到了权力私有制盛行的东方严重不适应。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马克思又过于强调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建立公共的消费资料的重要性。事实上,现今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建立的一种公共的消费资料的制度。当前的西方国家虽未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建立了完善的消费资料的“公有制”。这是今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改进的。

二十二、新社会主义兼顾了社会的公平与效率:

现今,一般而言,倾向于公平的就属于左的阵营,偏向于效率的就属于右的阵营,在中国左派人物比较著名的是汪晖、韩德强、张宏良、秋石客等;主流经济学家则基本都是右派。左右派的诉求,那就是公平与效率的诉求。左派一般要求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社会福利;右派就是彻底的市场主义,主张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和企业的效率,最小程度的政府干预,从而使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

新社会主义主张废除财产世袭制和权力世袭制,因此最大程度的保障人们的起点公平。新社会主义又主张能力治国,只有最大程度的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力,我们才能真正建成一个最高效率的社会。因此新社会主义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是真正最公平、最高效的社会。

而旧社会主义将左派推向“极左”,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极右主义则将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这两方面的极端思想都是我们要避免的。

二十三、新社会主义兼顾了民众与精英的利益:

以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平民民主、大众民主为代表的极端民主,这种民主对有能力的人非常畏惧,他们认为选举有利于名门望族及有能力的人,所以除非必要(如选举军事将领),他们不采取选举,而是采用抽签、轮流的随机方式决定人选。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陶片放逐法”,对那些最具有声望和能力的人进行放逐——离开城邦,期限为10年(一说5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

与之相反,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代表的精英主义,则主张国家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统治,来治理。《理想国》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

雅典民主虽然很好的保护了“民主”,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人才引领的,将人才当作瘟疫一样防备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的是一个有能的政府,却没有防止个人专权的有效措施,另外平民的权益被严重忽视,同样也是不好的。

笔者的新社会主义则兼顾了民众与精英的利益。在三权分立的权力架构中,议会完全采用选举的方式选拔议长和议员,从而体现民意,让他们维护民众的利益;法院则完全采用考试的方式选拔法律精英;行政则采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候选人,采用选举的方式让民众从中选举有利于自己的候选人,从而兼顾了精英与民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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